本文节选自《胡椒的全球史：财富、冒险与殖民》，作者：玛乔丽·谢弗，译者：顾淑馨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当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卡利卡特时，当地人还记得90多年前登陆上岸的另一批水手的故事。他们告诉达伽马，那些水手“留长发，但是未蓄胡，只在嘴边留髭。他们上岸时身穿铁甲，头戴头盔及面甲，手持某种连着矛的武器（剑）。他们每两年回来一次，每次有20到25艘船”。他们口中的水手是中国人。达伽马不如指挥下西洋的郑和，他的机智和外交手腕乏善可陈，也不懂得如何协商。他在印度的冒失行为留下了污点。一份匿名的报告上写：“全岛都希望他生病。”他首次到印度的行为，比起二度远征时造成的灾难还算是温和的。二度远征时他已多了崇高的“印度群岛将军”（Admiral of the Indies）头衔，在那次不名誉的航行中，他缴获一艘由麦加返航卡利卡特的船，船上载着穆斯林男女老少约380人。妇女们献出珠宝以换取性命，并恳求他至少放过无辜的孩子。达伽马却下令焚船，全船的人都被烧死。

虽然达伽马首次航行时，船只几乎被强风吹得撞上巴西的海岸，他手下148名船员中仅55人生还，又被迫烧掉一艘船；但是葡萄牙国王对他仍然十分激赏，两艘完成印度行的船只，共运回约12 000磅胡椒，所以此行是有丰厚利润的。然而印度的扎莫林首领说得很明白，葡萄牙人下次必须带有价值的东西来。扎莫林在致葡萄牙国王的信中说：“我方需要来自贵国的金银、珊瑚和鲜红布料。”

达伽马此行是胡椒首次直接经由纯海路自印度输入欧洲，这是广受赞誉的一大成就。达伽马首航时，并未与同行船只一起回到首都里斯本，因为他必须在亚速尔群岛（Azores）将兄弟保罗（Paulo）下葬。保罗在长程航行途中过世，他的船也由于人手不足，在蒙巴萨被烧掉。坏血症夺走了达伽马三分之二船员的性命，此症会使皮肤上出现丑陋的紫斑，导致手脚疼痛肿胀，并使牙龈肿大到无法进食。（坏血症直至19世纪中叶后多年，仍是造成水手死亡的一大主因。直到20世纪初，才由阿克塞尔·霍尔斯特[Axel Holst]及特奥多尔·弗勒利克[Theodor Frolich]证明，其病因是缺乏抗坏血酸，即维生素C。）

随达伽马此行活着回来的人，均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他们的酬劳是“药物”，即香料。返国时最先抵达里斯本的那艘船的船长尼古劳·科埃略（Nicolau Coelho），得到每种带回的药物一英担，约125磅，每名舵手与船员也可得半英担。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Dom Manuel）厚赐达伽马及其子孙，每年可得1 000金币的津贴，这笔钱约相当于一大片房产每年的收益。曼努埃尔一世毫不迟疑地扩大自己的版图，在达伽马首航回来后，他不但是“海这边葡萄牙与阿尔加维（Algraves）及海那边非洲的国王，兼几内亚君主”，也成为“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的征服、航行暨商务君主”。即使到现在，达伽马在葡萄牙仍被视为民族英雄，他是“发现”由欧洲至印度海上航线的航海家，其传奇至今流传。

胡椒之路对欧洲人而言，充满了苦难与死亡。除了导航时计算错误而走上死路的风险，还必须乘坐不安全的船只航行万里，船身漏水和索具松脱是家常便饭，所带的船锚也因太轻而易于流失。葡萄牙作家菲格雷多·法尔康根据官方记录，在1612年写道，1580年至1610年间，约有35艘贸易船毁损。曾有人估计，1550年至1650年间，葡萄牙因失事或遭敌人攻击，共损失约130艘船。同样，1601年至1620年，英国共派出81艘贸易船，最后仅有35艘返回英国，是一项可悲的纪录。

海员也必须忍耐彼此的行径。酒醉比比皆是，鲁莽的行为也常导致船只起火，正如皮拉德搭乘的船于马尔代夫外海失事。海上航行一定有人因坏血病或另一大杀手痢疾而死亡。船上臭气冲天，卫生情况很糟，病人常躺在自身的排泄物里。蟑螂、老鼠和其他害虫猖獗。我们不清楚早期航行印度洋时，到底有多少欧洲水手丧命，但是想必不少。当时来回一趟最久需要两年时间，包括在印度停留三四个月装载香料。在荷兰人当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船员撑过艰辛的亚洲之行而活了下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英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根据那些航程中留下来的记载，死因往往是“腹泻”或“流血性腹泻”（痢疾）。死亡经常一个接着一个到来，从一名早期航行的商人日记中列举的可怕名单可见一斑：“第十六日我们的指挥官离开万丹，登船继续航向摩鹿加；今晚亨利·杜伯里（Henry Dewbry）死于腹泻……第十七日威廉·卢埃德（William Lewed）、约翰·詹肯斯（John Jenkens）与塞缪尔·波特（Samuel Porter）死于腹泻。”

就算未死在海上，一句孟买俗谚“一个人活不过两次季风”也道出了许多欧洲人在亚洲的命运。除非视死如归，否则为什么有人愿意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离开欧洲？常见的答案是为了钱（香料）和传教。他们或是为发财，或是为荣耀上帝而出航，但是钱财通常先于信仰。欧洲最早展开海洋探险的国家葡萄牙与西班牙，均怀有远大的抱负。葡萄牙人高举“香料与灵魂”的旗帜，西班牙人也以“黄金、荣耀及福音”自勉。

葡萄牙人由信奉天主教的国王统治，最早支持耶稣会（the Jesuits），耶稣会也是最常与欧洲人探险发生关联的天主教修会。因此一般推断，自海上航行初始，采购胡椒及征服更多领土，便与传教及灵魂的追求混杂在一起。从某些角度看，显然是如此。早年的耶稣会修士，不分国籍，均乘坐葡萄牙的武装商船前往亚洲。商人到哪里，传教士就跟到哪里。每当“发现”新陆地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便宣称拥有让“被征服者”皈依、资助宣教活动及提供至新取得领土的交通等神圣权利。葡萄牙人称这些权利为“赞助”（Padroado），西班牙人称之为“区域教区活动”（Vicariato Regio），两国的天主教国王借此掌控传教活动，连罗马教廷都难以松动。即便耶稣会传教士参与香料贸易，以支撑其在亚洲时好时坏的财务，但是传教士与商人向来无法打成一片。17世纪时，耶稣会有近16%的年收入来自东方的香料，而直到18世纪，香料也始终是耶稣会的收入来源之一。只是耶稣会传教士从来都不喜欢与欧洲商人为伍，尤其是葡萄牙商人。他们在澳门十分小心地与葡萄牙商人做出区分，不希望中国人误以为他们是粗鲁、没教养的商人。可是教士又不得不依赖葡萄牙人。耶稣会传教士首度短暂踏上中国本土，就是1583年由随行的葡萄牙商人，自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带他们进入广州。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地理发现上最先有所突破，却像小孩一样吵着瓜分自认为未经探勘的世界。最后在1494年，两国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名称取自一个西班牙小镇的镇名。在此条约中，西、葡审慎地将世界划分给彼此，把两国原本的势力分界向西移了70英里，好让葡萄牙能够将南美的巴西以及全部的非洲，再加上印度、日本、中国和菲律宾收入囊中。西班牙则取得巴西以外的美洲，不过西班牙在1565年违反条约，入侵菲律宾。当然，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新教国家，还有亚洲人，是不会承认这个天主教国家间的条约的。

16世纪，葡萄牙人是亚洲主要的欧洲势力，也最早在亚洲设立堡垒。他们的运气特别好，在中国突然终止官方海上贸易约65年后进入印度洋。明成祖原本大力支持海洋贸易，可是他在位晚年一连串船难的发生，使他暂停朝廷船队再度出航。其子仁宗朱高炽于1424年继位时，所下的第一道敕令便是停止所有航行，并立即遣送京城所有外国官员回国。他从未解释为何做此决定。有些史学家认为他是遵从严格的儒家教诲，儒家极为重视社会与家庭的关系，贬抑商贸的价值。不过中国的大船队仍再度出航过一次。1432年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他率领100多艘船只及

27 500人前往卡利卡特。这位伟大的指挥官死于途中，享年62岁。此后好几百年，虽然中国人继续通过南方港口从事非官方贸易，却始终未再次成为海上霸主。1525年，朝廷下旨毁去所有航行大洋的船只，逮捕所有乘坐这些船只的商人。我们不免要想，假使中国人继续称霸海上，世界历史当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郑和船队的突然撤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印度洋东半部的贸易裂开一个大口子。在印度洋四处做生意的孟加拉人、泰米尔人，特别是印度西岸的古吉拉特人，毫不迟疑地填补了中国人留下的真空。

然而，印度洋还容得下更多商人加入，稳定的季风有如一条巨型输送带，推动着船只轻松横渡印度洋，这是葡萄牙人的幸运之处。夏季强大的西南季风帮助船只由非洲驶往印度，再到更远的东南亚。到秋末，温和的东北季风又把船只带回非洲。阿拉伯商人因为季风而称东南亚为“下风地”（The Land below the Winds）。此种季风吹送模式之下，船只唯有在特定季节才能出航，以免身陷肆虐于好望角外海的热带风暴。因此理想的航程是：船只在复活节前离开里斯本，暴风季节过后绕过好望角，并留下足够的时间，在9、10月乘着西南季风前往印度。

回程时，船只在秋末或圣诞节前后出发，在5月暴风气候出现前到达好望角。但实际上，许多葡萄牙商船由于管理问题、等候装满胡椒过久或缺少现金抢购胡椒而延误航程。延误的结果经常是灾难，许多船只在好望角海域失事。比葡萄牙人早很多年便定期来回航行印度洋的水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独家季风知识。葡萄牙人把枪炮武器带进了印度洋贸易网，这很可能并非创举。然而，他们诉诸武力，又一心只想占有领土，使得贸易进入不受欢迎的新局面。葡萄牙金币克鲁扎多（Cruzado），上有特别的圣乔治（St. George）十字架图案，其名称就指“圣战”。

没过多久，葡萄牙人即成为印度洋上受指责最多的欧洲人。许多来到东方的旅行者都鄙视葡萄牙人。英国商人洛克耶在1711年写道：“那些葡萄牙人，是一群堕落分子，狡猾奸诈；不像他们自己写的作品那么勇气十足、宽宏大量。”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葡萄牙人的普遍反感。到17世纪末，英国海盗丹皮尔说，葡萄牙人“侮辱”当地民众，而且“由于经商致富，养成种种散漫放荡、纵情酒色的恶习。这些通常随财富而来，也经常是自毁的前兆”。丹皮尔还听说，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对当地妇女“为所欲为，毫无节制”。

葡萄牙女性远赴亚洲的相当少，大多数已婚男子都把妻子留在家乡，外派在果阿或亚洲其他地方时，宁可养一家子的女奴。葡萄牙国王经常鼓励本国男性与当地妇女私通，许多欧洲观察者也指出，异族通婚并不罕见，不过丹皮尔明白暗示葡萄牙人强迫当地女子就范：“他们很少节制本身的欲火，因为他们的种（葡萄牙男子与亚洲女子生的小孩）散落在印度各地。”如前所述，葡萄牙人会招募大盗与其他罪犯到船上当船员。达伽马在卡利卡特便是派一名囚犯先上岸的。这些人一旦命大不死，便会照自己的标准行事，里斯本鞭长莫及。当亚洲之行危险重重的消息传开来后，要招到行驶葡萄牙贸易船所需的足够人手就越来越困难。远赴亚洲的航程乏人问津，以致到1623年时，据说水手必须绑架而来，以镣铐锁住，直到开往印度的船起航才解开。这些人想必知道生还机会渺茫。

葡萄牙大型武装商船重可达2000吨，但是折损率极高。皮拉德曾提到一组4艘船的船队，每艘载有约1 000名士兵、水手及乘客，在1609年自里斯本出发。当船队抵达果阿时，每艘船上仅剩300人存活。在超载的船上，死亡率尤其高。16世纪晚期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反映出驶向亚洲的航船上死亡人数有多么可怕。某艘船上有1 140人，丧命者超过500，另一艘船上有800人，其中300人无法活着回航。17世纪，葡萄牙陆续派出数千士兵，补充在印度的驻军。1629年至1634年间，有5 228名士兵自里斯本出发，仅2 495人活着抵达果阿。即使抵达印度也不保证能活下来。17世纪时欧洲人在印度平均只能活过三年。1604年至1634年，在果阿单是死于霍乱的葡萄牙士兵就约有25 000人。所以，靠手镣脚铐来确保船员航向东方，又何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