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作者：王爱和，译者：[美]金蕾、徐峰，审校：徐峰，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围绕天人感应以及整个宇宙观展开的象征符号之战，直接涉及构建皇权的两种对立模式。对皇帝在宇宙中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体系中的功能，董仲舒和淮南王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皇帝在宇宙中的位置决定他的政治功能。董仲舒在天人感应论之上建立了一套政治理论。他界定人君不是政权的掌握者，而是把天之道德意志贯彻到人世间，落实到社会政治秩序的代理人和执行者。董把人君在天地间的地位用“王”字的字义作解释：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惟天之施。

可见，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是皇帝特有的职能。

《淮南子》反对这种把皇帝中心化的宇宙观，提倡多元模式的感应论，声称感应与皇帝的地位和权威毫无关系，任何与道相通的人都可以达到同天地万物感应的境界。《淮南子·览冥训》举出七例人与天、地、人、物感应的例子：盲乐师、庶女、周武王、楚国鲁阳公、楚乐师雍门子、善射的蒲且子，以及善钓的詹何。这些人之所以能与宇宙发生感应，不是借助于显赫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凭借道德、知识修养，或刻意的努力，而是靠“精诚”。《淮南子》明确强调感应与社会地位和权威毫无关系：

夫瞽师庶女，位贱尚葈，权轻飞羽，然而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厉至精。

围绕皇帝在天人感应中所处位置的宇宙观之争之上就是两种对立的皇权模式政治之争。一边是董仲舒在朝廷大力提倡皇帝有为中央集权制，另一边是淮南王在地方竭力主张皇帝无为多元自治。

其实这两种皇权理论早在汉初就已开始交锋。黄老道之无为观念盛行于高祖、文帝、景帝时期。贾谊警告文帝当今天子缺乏权威、社会没有贵贱尊卑等级，并把这“亡等”、“冒上”的现状归咎于无为的皇权模式。他上书文帝，哀叹“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贾谊的哀叹没有改变现状。他在痛哭流涕太息中早逝，当其时，强大的诸侯国控制着大部分的汉朝疆域和人口，“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朝廷占主导地位。时过境迁，年轻又多欲的汉武帝即位，登基伊始就不喜欢无为而治。董仲舒在武帝的支持下得以大力发展贾谊的理论，完成了贾谊的未酬之志，那就是提高皇帝权威，划分社会等级，把儒学推上正统地位。这三大改变都是通过把皇权放在天的道德宇宙观的中心来实现的。

董仲舒把皇帝放在宇宙的中心，视皇帝为沟通天地和承天之道的唯一一人。与无为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皇帝应该是积极有为的道德主体，其有为的作用本源于天之有为属性；皇权是天之意志在人类世界的主动的实施者，皇帝必须“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作为天人之间的唯一联系，皇帝是人世间万事万物发生变化的主宰：“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

为了对抗董仲舒提倡的极权皇帝，推崇的无为而治的皇权，《淮南子》竭力排斥皇帝在宇宙感应中的中心地位。几乎是针锋相对的回应董仲舒的皇权主张，淮南王及其门客对操杀生之权的极权者提出质问，并提出与之相对立的皇权观：

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

可见，《淮南子》推崇的是“与道为一”的无为而治，而非集权专断发号令。

这两种皇权模式在有关天、道等宇宙观的根本原则上是相互对立的。董仲舒推崇的有为多欲的皇权是根据天之有为创造万物和天之意志欲望推衍出来的。在董仲舒的理论中，皇帝的意向犹如天之意向，是使万事万物发生和运转的原动力。皇帝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欲望积极执行生杀大权，改变社会风俗，正像天根据天之意向创造和改变万物一样，他说：

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

董的这段话把皇帝推衍至与天合一的位置，认为皇帝根据其好恶喜怒治天下，就犹如天以其喜怒主宰自然世界一样。

《淮南子》直面批评皇帝以个人喜怒意欲治天下，提出理想的主术与此恰恰相反，皇帝应该完全杜绝个人喜怒好恶。刘安告诫皇帝，“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而应该“事犹自然，莫出于己”，因而人主必须“虚心而弱志”。

正像董仲舒的有为皇权是根据有为之天推衍出来的，淮南王的无为皇权则是建立在道之无为的基础之上。在此无为的宇宙观模式中，天人的沟通是通过自然感应，达到与道合而为一。与带有强烈意向、好恶的天相反，道是无为的、即无好恶也无意向，生万物而不有，不持权不宰物，所谓：

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

很多学者根据《淮南子》所使用的有关道之术语以及无为的概念把该书看作是黄老文献，但我们应该看到，《淮南子》和黄老思想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汉初的一些权臣利用当时黄老学说之无为观念，推行休息养生的政策，而《淮南子》的作者用它建立了一套全面的宇宙观和政治理论，其核心为无为而治的皇权模式。《淮南子》全面系统地批驳了极权的皇权论，用道是无形无为的宇宙观根据，论证皇帝应该无为而治。

这两种皇权模式还在人性的本质层面相互对立。董仲舒提倡的有为，意指积极实现天意，通过道德来实现人的自然本性。他在对策中提出皇帝有为而治的三个根本使命是受命于天，以德化民，别上下之序；三者都是成就人性之必需：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刘安的无为理论所反对的，正是这皇帝的这三个基本作为。《淮南子》谴责董仲舒提倡的受命、化民、别序，因为它们既破坏人的自然本性，又与“道”相违；刘和其门客反对和抵制的，同时还有这三个作为的理论基础，即儒家之仁、义等基本原则。书中严厉谴责有为之君化民、别序、立仁义，最终导致背离和废弃道：

今夫积惠重厚，累爱袭恩，以声华呕苻妪掩万民百姓，使知之然，人乐其性者，仁也。举大功，立显名，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存危国，继绝世，决挐治烦，兴毁宗，立无后者，义也……仁义立而道德废矣。

同董仲舒主张的天意决定人性相反，《淮南子》提倡无为之道形成人之清静之本性，并以此支持无为而治。《淮南子》强调，任何有为之行动都有害于人天生的本性，提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正是基于无为之道以及“人生而静”的人性，皇帝应该无为而治。因为只有无为才能与道合一，才能保持人之天性，所谓：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可见，两种冲突的宇宙观构建了两种对立的皇权模式。根据天人感应和谴告说，模仿天之积极有为的最高道德意志，董仲舒用天之神学构建了一种皇权模式，根据这一模式，皇帝是代表人类沟通天、地、人的唯一主体，皇帝凭自己的道德判断及喜怒来创造制度，主宰天下，并通过有为的统治，变习俗、通教化、立等次，从而实现天所赋予的人之本性。

反抗董仲舒的天之神学和极权皇帝，《淮南子》提出道之宇宙观。道玄妙深微，无形无穷无极，超越一切人类道德价值和知识。道生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并赋予它们清静自然的内在属性。万物由于秉气相同，物类同气相动感应，因此不需要任何人类主体去干预。人为的仁义道德、礼仪教化、尊卑等次都是对道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损害。因此，人主应该效仿清静无为之道，做一个固守“人生而静”的典范，不以个人的喜怒好恶和人为的善恶美丑干涉道的运行。无为而治的君主，“仁义不布”、“赏罚不施”而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