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姚祺：妈祖“托梦”郭台铭、蔡英文是“妈祖婆”……为什么台湾参政都要提妈祖？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即，连带“妈祖政治学”成为一门显学。

近日，从绿营的蔡英文、赖德清到蓝营的韩国瑜、朱立伦、吴敦义，再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各路大佬纷纷来拜，妈祖脚下热闹非凡。不过，他们的“虔诚”显然不比郭台铭的“托梦”来得更有“震撼力”。

4月17日，68岁的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参拜新北市板桥区的慈惠宫妈祖后公开宣布，角逐国民党党内初选，理由是“妈祖托梦叫我一定要出来”。尽管之前对郭台铭是否会参选已有诸多猜测，但此次郭本人的宣布仍激起舆论波澜，使本以扑朔迷离的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争更趋白热化。

“托梦”言论以一种略带趣味的方式展现了妈祖在台湾政治中的影响力，其中便不能不谈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台湾，选举往往会跟妈祖产生关系？

一、政治抬轿的妈祖信仰

妈祖信仰起源于宋代的福建莆田湄洲地区，为当地女子林默逐渐神格化的产物。南宋时，朝廷正式给予妈祖信仰官方认可，以“通天神女”的身份建庙祭祀，摆脱“淫祠淫祭”的身份。至此，妈祖影响开始扩展到莆田以外。

自南宋开始，各朝各代朝廷都注意到妈祖信仰对“教化人心”的重要作用。

理教虽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对于文人士大夫以外的一般民众，特别是缺乏教育的农渔民而言，缺乏感召力量。相反，如妈祖一类由民间自发产生的信仰形式，天然地对一般民众更有吸引力。当这类力量与民间的不满情绪相结合，就会成为起义的动员工具。

朝廷也因为看到这一点，选择性地主动接纳与主流公序良俗没有根本违背的神明信仰进行敕封，将其纳入官方信仰体系之中，并对神明的特征、信仰的方式、信仰的意涵进行一定新的诠释，使其服从，或者至少相合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妈祖受敕封的过程同样符合这一规律，到明代已从“神女”一路加封至“天妃”。

妈祖在台湾的历史，比较明确的记载是由明末移民携带来台湾。当然，由于移民规模有限，财力物力也较为困难，不可能修建大的宫庙。妈祖信仰在台湾第一次大规模发展，是跟随郑成功开台同步发生。郑氏军民多来自福建，原本就存在妈祖信仰，常年的征战和来到新地方讨生活的艰辛，使他们对信仰的需求更为巨大。郑氏军队开始以军营为单位，建立供奉妈祖的庙宇。

妈祖信仰在台湾的第二次大发展发生在清军攻克台湾以后。清军主要将领施琅感念澎湖妈祖护佑，推动在台湾各地大规模兴建妈祖庙宇，并请报朝廷准许。康熙皇帝也敏锐地看到妈祖信仰对维持民心稳定的重要性，遂加封妈祖为“天后”。之后的清朝统治者也都因循这一传统，推动借妈祖行“王道教化”的功能。如乾隆年间，福康安在平定林爽文起义后推动妈祖信仰，由皇帝恩赐颁布敕封匾额。

由以上的简单回顾不难看出，妈祖信仰的历史，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与政治有着莫大关系。

二、妈祖信仰与地方派系

传统中国民间宗教，除了有信仰层面的体系与意义，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即其在地方社会的角色。

在王朝时代，尽管中央集权的朝廷希望尽量把管制力量下沉到臣民个体，但技术条件的限制使这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特别是在广东、福建这样的帝国边陲地带，朝廷的掌控能力递减到最弱，地方精英成了地方政治和社会的主要力量。而地方性的宫庙往往就是地方权力关系的中心。

宫庙一般由地方几大家族轮流或由一家垄断派出代表担任“炉主”，各个家族分工合作、共同组织与实施宫庙大小节庆与日常管理事务，宫庙所在地的每个家庭也都需为庙宇贡献一定的资金和劳役，宫庙因而成为凝聚与动员整个地方力量的中枢。特别是当庙宇香火鼎盛的时候，收取丁口钱往往会超过开支，资金得以积累，从而使得宫庙拥有影响地方更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