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大鹏，网易历史
贵族与军事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德意志贵族的起源是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部族武士。在中世纪，贵族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战士和军人。骑士精神是贵族的核心理念之一。在这种值观里，军事和战争能激发贵族男子最优秀的品质，如勇敢、坚定的意志、自我牺牲精神等。贵族男孩自幼受到骑士价值观的灌输。同时，战争中的奸诈欺骗手段、毫无意义的残暴和侵害平民，受到贵族军事价值观的不齿。当然，这是理想状态，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
不过，德意志贵族并非始终是军人。16和17世纪，火器的发展和进步让中世纪骑士的军事价值成为过去时。这个时期的德意志贵族，即便是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贵族，也往往被培养成绅士、农场主、廷臣和政治家，而不是军人。
普鲁士的贵族军官
18和19世纪，军官才成为普鲁士贵族普遍的职业选择，熟悉德国历史的读者一定能随口说出许多出身贵族的普鲁士/德国名将。不过天主教贵族，比如巴伐利亚和威斯特法伦贵族，不一定把从军看得那么重。即便如此，一直到18世纪末，德意志各邦国军队和各种雇佣兵部队的军官几乎全是贵族。七年战争之后，普鲁士和萨克森军官的贵族比例分别为90%和70%。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说，普鲁士的“军官团就是穿军服的地主统治阶级”。传奇军事家弗里德里希大王指挥下的普鲁士陆军堪称军事史的传奇，当时普军的战斗力受到欧洲普遍的尊重和敬畏。他麾下的普鲁士军官绝大多数为贵族，他用贵族精神与荣誉感来约束和调教自己的军官。
普鲁士军队的基石是容克贵族。他们是坚忍不拔但贫困的乡村小贵族，而且往往枝繁叶茂，众多的年轻容克子弟除了从军之外没有什么选择。从军对容克贵族来说逐渐成了传统。融科的路德宗基督教信仰强调责任感、服从权威和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容克“粗犷、坚韧”，往往冷酷、严厉、眼界狭窄、思想狭隘并且固执，但容克也有好的一面，他们“严肃、正直、勇敢”，拥有“普鲁士的责任感和普鲁士的高效”。他们是理想的军官。另外，霍亨索伦军队不仅依赖容克贵族，还海纳百川地接纳外邦人。沙恩霍斯特是汉诺威人，格奈森瑙是萨克森人，老毛奇是梅克伦堡人，并且是在丹麦上的军校。他们都成为普鲁士的名将。
虽然强调服从权威，普鲁士军官并非盲从上级的机器人，反而常常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七年战争末期，普军占领了萨克森选帝侯的猎苑胡贝尔图斯堡（Hubertusburg）。弗里德里希大王命令贵族军官约翰·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德·马尔维茨（Johann Friedrich Adolf von der Marwitz，1723—1781）洗劫该城堡，以报复几年前萨克森、俄国和奥地利联军洗劫了普鲁士的夏洛腾堡宫殿并掳掠弗里德里希大王心爱的古董。不料马尔维茨认为这不符合贵族的荣誉，拒绝服从命令，并辞去军职，从此失去国王的恩宠，最后债台高筑而死。他的墓志铭是“若服从会陷我于不义，就宁愿选择放弃宠信”（Whlte Ungnade,wo Gehorsam nicht Ehre brachte）。这句话在德国非常有名。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者也曾援引这个例子。
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普鲁士将军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伯爵（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不顾当时普鲁士和拿破仑是盟国，果断地响应德意志人民反抗拿破仑的呼声，在未得到普鲁士国王批准的情况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与俄国人联手，从而推动普鲁士脱离与法国的盟约，倒向反法同盟。约克这么做不仅是抗命不尊，简直就是叛国。在给国王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焦急地等待陛下的指示，我是应当向真正的敌人进军，还是政治局势要求陛下惩治我。我忠心耿耿地等待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向陛下发誓，无论在战场还是刑场，我都会冷静地迎接子弹。”好在国王顺应大势，让约克成为民族英雄而不是叛国贼。
军中的贵族vs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对资产阶级的解放和不看出身只看才干的贤能政治释放出巨大能量。在1806—1807年的几次战役（耶拿战役、奥尔斯塔特战役等）中，曾经称霸欧洲的普鲁士陆军在拿破仑攻击下显得羸弱不堪。这些惨败震动了普鲁士人，震动了德意志诸邦。由于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要求更多权利，以及军事上的需求（必须放弃旧式的小规模职业军队，而仿效法国，实行普遍兵役制，建立大规模的国民军队），普鲁士在名将沙恩霍斯特领导下开展了深刻的军事改革，这是当时普鲁士的全方位改革（由施泰因和哈登贝格领导）的组成部分。普鲁士开始允许资产阶级子弟成为军官，并废除贵族在军中的制度性特权。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写道，“任何表现优秀的军人都应当被提升到军官团，不管他是小兵、军官还是公子王孙”。1818年之后普军军官的贵族比例下降到53%，或者说仍有53%之多。普军中的平民军官大多来自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职业阶层或商人家庭。1888年，28%的普鲁士军官有大学文凭，这比英法都强不少。
当然，在整个19世纪，贵族仍然占据德意志各邦军队（尤其是普军）的大部分显要位置。并且，级别越高，贵族的比例也越高。而且贵族主要集中在特别显著、引人注目的单位，比如近卫军（尤其是普鲁士的近卫军重骑兵团，即所谓Garde du corps）、骑兵、参谋部，以及担任帝王或高级将领的副官等。而后勤、行政等工作一直到20世纪还被认为是不符合贵族身份的。
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普鲁士开展统一德国大业的时候，普鲁士军官仍然以贵族为主，1860年的普军军官有65%是贵族。1806—1862年间普军的15名高级将领中仅有2人是市民，奥地利的比例更少。不过在1914年之前，贵族对军官团的主宰逐渐衰弱，部分原因是现代化军队非常庞大，人数很少的贵族不可能垄断所有军官职位；部分原因是贵族的职业路径也在现代化和多元化，他们不再过分依赖于从军，现代社会有更多的路给他们走，比如工业、银行业。
随着资产阶级子弟开始进入军官团，普鲁士更加注重贵族军人的荣誉感，这是为了保护贵族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普军在这个时期设立了“荣誉法庭”（Ehrengericht）来专门处置军官的违法乱纪行为。但军官之间的冲突往往不是走法律程序，而是通过决斗来解决。一直到1914年，普鲁士/德国陆军中仍然有决斗现象，虽然比19世纪已经少很多了。军队保护决斗制度，认为它是保卫军人荣誉感的重要手段，平民不可能理解这种荣誉感。德国陆军还利用自己相当于文官政府来讲非常强势的独立性，来阻止正常的司法体系干预军人决斗。
19世纪普鲁士和德国军队的超强战斗力和赫赫武功（比如，1866年，在争夺德意志诸邦领导权的战争中，普鲁士仅仅花了七周就完胜老牌帝国奥地利）给历史学家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按照一般的历史叙述，在19世纪，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专业、勤奋和良好教育后来居上，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地位。但普鲁士和后来的德国陆军领导层以贵族为主，并且酷爱决斗，服从近乎专制统治者的世袭君主。普鲁士/德国陆军是欧洲大陆贵族色彩最浓的一支军队。那么，贵族领导的普鲁士/德国陆军如何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呢？历史学家利芬认为，普鲁士的军事贵族精英是一个经典例子，代表着传统上层阶级成功地适应了现代世界在技术和专业方面的要求。
从第二帝国到联邦共和国
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残酷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损失惨重，相应地，贵族军人也有很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战争中，德意志贵族军官在军队中的比例仍然大大超过贵族在总人口的比例，不过损失不像之前那样恐怖。统一之前的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当中普军损失很少，贵族军人的损失也很少。战后出现了对贵族军人及其浴血奋战牺牲精神的理想化，乃至吹捧。在第二帝国，军人的地位很高，社会威望如日中天。
不过，在德意志各邦贵族当中，尚武和热衷于从军主要是普鲁士的现象。普鲁士也提供了最多的军官岗位，比如1899年普鲁士有15036个军官岗位，符腾堡只有806个，萨克森只有1250个，巴伐利亚只有2202个。普鲁士贵族从军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西部和南部贵族眼里，军官生涯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威望也没有那么高。1893年巴伐利亚军官中只有13%是贵族，1895年符腾堡军官中只有23.4%是贵族。这种现象直到德意志统一的三场战争之后才有所改变，西部和南部贵族也开始效仿普鲁士贵族那样较多地从军。和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这两个南德邦国类似，奥地利贵族对从军也不是很感兴趣。在奥匈帝国，从1879年到1918年，陆军军官的贵族比例从48%下降到25%。在这些年里，军校学员里只有77人是贵族，其中只有28人顺利毕业。19世纪中叶以前奥地利将领几乎全都是高级贵族，而到1918年只有十一位将军是贵族。皇太子鲁道夫曾抱怨奥地利贵族逃避服兵役。
1874年德皇威廉一世颁布的荣誉法规要求军官不仅要有传统的军人美德（勇敢、果断、诚实、沉默寡言），还必须是绅士，比如要遵守上流社会的社交规矩，在恋爱婚姻等方面要作风正派。这种军人的荣誉法规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德国军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海军军官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纳粹时期是党卫军和警察高官）因为拒绝履行与某女子的婚约而被海军开除。
正是因为有精英的价值观，19世纪资产阶级子弟也开始成为军官之后，原本垄断军官位置的贵族对资产阶级军官以及他们代表的普遍兵役制和大规模军队，往往持敌视态度。新技术（现代火炮、毒气、飞机等）的发明也让很多贵族军人感到无所适从。尸骨如山的堑壕战、铁丝网、机枪，也与传统的（或者说落伍的）贵族军事价值观格格不入。
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四支陆军（普鲁士陆军、符腾堡陆军、巴伐利亚陆军和萨克森陆军）再加上帝国海军，一共有约8000名贵族现役军官，相当于现役军官总数的近30%，将军当中有60%是贵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烈度远远超过德国统一的三场战争，德军伤亡惨重。参战的贵族军官共约2万人，有约25%阵亡（4500—4800人），而且主要是年轻男子，这对战后的德国贵族阶层人口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家庭的损失比例更高，甚至有的家族男性血脉因为战争而断绝。根据1921年编纂的《德国贵族纪念册》（Helden-Gedenkmappe des deutschen Adels），德国贵族有160名独生子（无兄弟姐妹）、675名独生子（有姐妹）、100对父子、497对兄弟阵亡。生活无着的战争遗孤和寡妇数量猛增，这对德国贵族阶层来说是一个棘手难题。而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军队被限制为10万人，军官岗位相应地锐减到4000个，这对贵族来说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打击。1919年在魏玛共和国的“十万国防军”里，贵族军官约有900人，相当于军官总数的约22.5%。不过高级将领仍然大部分是贵族，如1919年魏玛国防军的12名将军中只有2人是市民出身，十年后也只有一半将军是市民。
然而魏玛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威不足，存在形形色色的准军事组织，其政治色彩几乎覆盖整个政治光谱，从极左到到极右都有。最有名的当然是纳粹党的冲锋队，但还有德国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 Frontk mpferbund），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的“国旗队”（Reichsbanner），以及为右派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服务的“钢盔队”。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准军事组织（其中不少是反民主、反魏玛共和国的势力）中，有大量的退役贵族军人在活动，其中不少后来倒向了纳粹。
1935年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之后，贵族军官才有机会大批重返军队，但由于大规模扩军，贵族在军中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在1943年仅占7%。不过将领当中贵族的比例仍然很高。我们不能说德国贵族是一个好战的群体，但和20世纪上半叶的很多人一样，不少贵族相信战争对整个民族有一种净化的作用，和平则让人软弱腐朽。这种观念让许多德国贵族军人与纳粹合作时没有太多的顾虑。在重整军备和重建国防军的过程中，贵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如果没有贵族在人力和专业技能上的帮助，纳粹能不能拥有那样一台优异的战争机器都是个问题。在纳粹的灭绝战争的筹划与执行过程中，贵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张和平与人道的贵族也有一些，但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弱。在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贵族也为自己的战争责任付出了沉重代价。据统计，德国贵族在二战中有8800人伤亡，其中近5000人阵亡。
在战后的西德，军队里仍然有不少贵族。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在西德国防军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还担任国防部的高级顾问。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名字Bundeswehr是贵族哈索-埃卡尔德·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在纳粹时期的最终军衔是装甲兵上将）选中的。纳粹时期官至装甲兵上将的格哈德·冯·什未林伯爵（Gerhard Graf von Schwerin）在阿登纳总理领导下参与了联邦国防军的草创。不过，在德意志军队的漫长历史上，联邦国防军是第一支由资产阶级人士说了算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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