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爱的拔毛粉们：
大家好！
今天又收到了一位粉丝的投稿。本号粉丝“夜归堂”为我们推荐了王明珂老师的著作《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篇推文、喜欢推荐的书目。同时，欢迎大家积极投稿。
拔毛哥
PS.所有投稿均开启赞赏功能，所有赞赏将尽数转交原作者。
换一道眼光，反思历史与周遭，并有所行动
最早读王明珂的书，是2016年春天。当时读的是台版复印本的《羌在汉藏之间》，有很大的启发，而阅读的过程，也充满了快乐。2017年6月初，又读了《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还是很有收获。而其他几本著作，则一直拖着还没读。王明珂昨晚讲座的基本思路，以及大部分观点，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书中，都讲得比较清楚了。这里就不再重复梳理（这个工作量很大），只谈谈与此相关的几点体会。
（一）“文本”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联
这是贯穿王明珂系列著作的主线，也是我自己在写硕士论文时想努力的方向，即战国时期不同儒者对礼之起源的不同看法，与当时的社会情境，以及他们个人的周遭际遇之间有何关联？但最终还是没能写出来。一是对大的“社会情境”，即所谓时代、历史背景，我尚未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又不想套用陈词，加以比附。二是对儒者个人的生命史，我也还没精细地加以梳理（资料也不够），故对其个人周遭际遇与思想之间的关联，难以准确地对应起来。
提出要看到“文本”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具体怎么做，如何有说服力地建立起两者之间逻辑可通、细节可证的“关联”，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昨晚讲座中有个别例子，让人隐约感觉其“关联”不是那么紧密，似乎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但总体上来说，王明珂是做得很好的了。杨讷在《丘处机“一言止杀”考》《刘基事迹考》中，也做得很好，并且更具史家考证的精密功夫，但却只是就事论事，未能由此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方法论”。
（二）广义的“文本”概念
徐新建老师的点评，讲得很好。王明珂用广义“文本”的概念，把历史学重视的“文献”，人类学重视的“田野”，文学重视的“故事、传说”，以及电影、广告，甚至行为，都含括在内。这首先在材料上，便突破了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的边界，进而可以从整体“情境”的角度进行思考与分析，其视野之广阔，也随之而来。（书中对此有清晰的说明：“广义的文本，指任何能被观察、解读的社会文化表征，如一个广告、一张民俗图像、一部电视剧或电影、一个宗教仪式，甚至一个社会行动、运动或事件。”[1]P148）
（三）神话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
昨晚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讲神话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神话变成历史，如战国时期黄帝传说至汉代成为历史；历史变成神话，如古蜀历史至汉代成为传说；神话产生历史，如女巫神话传说产生猎女巫之历史；历史也产生神话，如历史人物被神话——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书中未见表述（相似的观点则有“情境产生于文本，而文本也产生于情境之中”<context in text and text in context>[1]P9），不知是王明珂最近提炼出来的新观点，还是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已经讲过，目前尚未通读全书，不清楚。这确实是很深刻的发现，表述也十分明晰。
（四）王明珂的“范式”意义
昨晚和李飞讨论，觉得在当代学者当中，王明珂可能是最接近“范式”意义的。成为“范式”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系统的“方法论”，二是要有以此方法论撰写的具体研究的经典著作。王明珂便二者兼而有之，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王汎森可能比较接近，但在建立系统的方法论上，还是稍逊一筹。
（五）关于“社会排斥”与“集体暴力”
王明珂在回答同学提问时说，他正在以“毒药猫”和“猎女巫”的相关故事、理论为基础，梳理各种“集体暴力”。这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也有着深刻社会关怀的题目。这或许是他的下一本专著，翘首以待。
“毒药猫”的理论，是他《羌在汉藏之间》一书最重要的创见之一。要言之，羌族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毒药猫”的故事（或称之为“巫术”），认为“毒药猫”会给寨子带来厄运与灾祸。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那些从其他村子嫁过来的年轻媳妇，尤其是漂亮的，往往容易被村民指认为“毒药猫”，进而被村民排斥。“毒药猫”的故事（“文本”），可以和当地社会情境的许多面相相呼应：（1）外村和本村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夫家和娘家也存在资源竞争关系，担心外来媳妇顾娘家而造成夫家资源的流失；（2）年轻、美貌的女子，充满着性的诱惑，很可能导致本村婚外情，甚至乱伦、强奸等恶性事件发生，进而瓦解本村的道德秩序；（3）猫是养不熟的，无论养了多久的猫，都可能背叛主人而去，外来媳妇就跟猫一样，处不亲、处不熟，关键时候便会背叛夫家。（手头无书核验，仅凭记忆梳理，或有疏漏）
王明珂在讲座中说“神话产生历史，如女巫神话传说产生猎女巫之历史”，这是很有洞见的观察。“毒药猫”的故事也是如此，虽然只是“故事”，但当这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被反复讲述的时候，其结果便是很多外来媳妇被当成“毒药猫”而被排斥。而当有自然灾难（如干旱、暴雪、山洪）发生的时候，她们往往成为“归因”的对象，面临“集体暴力”。（《白鹿原》中田小娥的遭遇，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在典籍中，也有很多“焚巫”的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杜预注：巫尫，女巫也。）[2]P3930—3931
再如《礼记·檀弓下》：
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3]P307
虽然最后因大臣劝阻，巫尫得以逃过一劫。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必有很多巫尫因此丧命。这些记载的“结构”也有相同之处，都是因大旱而欲焚巫尫，即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往往成为“归因”的对象，进而面临被杀戮的危险。
这种“社会排斥”，乃至“集体暴力”，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比如读大小戴《礼记》的时候，就发现“礼乐文明”的另一面，其实充满着压制、排斥与不宽容，甚至还有很多“集体暴力”。在礼的严格“区分”下，一个人若不合礼，便会被视为“礼外之民”，即社会边缘人。在由“礼乐”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社会情境”里，他的处境是很艰难的，生活处处都面临着“社会排斥”，甚至还有“集体暴力”。如《礼记·王制》云：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3]P373—376
这是礼制与政治扭合后充满压制的表现。又如：
“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3]P325
由此可见刑余之人再次融入社会之艰难，亦可看出社会之不够包容。更有甚者：
“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弗与为友。”（《曲礼上》）[3]P47
若说前两者尚有“不合礼”之处，则寡妇之子实无任何“不合礼”之处。妻子丧夫、儿子丧父，已是不幸之事，更因“避嫌”之礼而遭社会排斥，实不合情理。又《大戴礼记·本命》言“女有五不取（娶）”、“妇有七去”云：世有刑人不娶，世有恶疾不娶，丧妇长子不娶；无子去，有恶疾去。斯此诸条，皆与女子本人是否合礼无关，然亦遭社会排斥，且出明文以规定之，甚至还说“世有恶疾者，为其弃于天也”这样带有侮辱意味的话[4]P255，实与良善社会之理想相去甚远。
（六）练就观察现实的“火眼金睛”
王明珂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书中说：“这本书除了提供学术界以一种‘研究方法指南’外，我更大的野心是期望它对社会有一般性影响：我希望它可以让一般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观察、认识周遭世界的方法，让读者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借以看透凡尘世界变换万端的表相，认识表相下的事物真实本相。”[1]P10我写战国儒家关于“礼之起源”的不同论述，其最终关怀，也是想尽可能说明这种“制度化的思维”（即王明珂所说的“脚底的皮茧”）是怎么来的。正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说：“智力独立的希望在于抵制，而必需的第一步抵制就是揭露制度是如何抓住我们的心灵的。”[5]P119
当然，“人们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处境，以及当前社会情境、本相在历史长流中的位置，均有深入且透彻的了解”[1]P13之后，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有相应的“行动”，但“行动”的可能性确实是增加了。王明珂昨晚在讲座中说，当有一个人行动起来，做出“反结构”的行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会成为一种“象征”。慢慢地，当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起来，做出“反结构”的举动的时候，原有的“结构”便被打破了，而与之相应的社会情境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改变。他在书的最后一段写道：
“反思性历史知识自能创造对现在具有深度认知，并因此对未来有期许及行动能力的个人。如同一个人揭去脚底的硬皮老茧，而对脚底所触的世界开始有深切感受，因此有所行动、作为。这些作为即使十分微渺，终会对周遭世界造成一些改变。”[1]P310
曾国藩说，社会风俗之厚薄，全系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6]P68；王东杰老师说，我们要保持独立的精神，要有道德的勇气，“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攸关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社会的好坏，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6]P292，其立论之根基，亦在于此。
2019年5月10日
【注释】
[1]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2]杜预注，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玛丽·道格拉斯著，张晨曲译：《制度如何思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
[6]王东杰：《大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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