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与逸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

《奢侈与逸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探讨了十八世纪英国新式、时尚的消费品的发明、制造和购买。

十六世纪，英国社会所用的奢侈品很大部分是从东方而来，如中国的茶具、丝绸等。到了十八世纪，时尚的消费品变成多为英国制造。这些商品，如各种玻璃制品、金属饰品、棉布、家具等，纷纷引起购买风潮。本书通过讲述奢侈品与娱乐的故事，分析了从十六世纪开始的全球奢侈品贸易到十八世纪英国消费品新的全球贸易的发展。

这些新物品，不同于旧时精英的腐败的奢侈，是一种被中产阶级和贸易阶层推崇的新“奢侈品”。它们在帮助宣传个人身份和引导社会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八世纪的奢侈品和娱乐业是英国文化史上最好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建立在海关账户、广告海报、公司文件、图书杂志和当代信函中提取的资料基础之上。Maxine Berg意图指出，正是因为十八世纪这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形成，才有了新的需求，刺激了工业化的进程，从而激发了工业革命，为英国“赢得了世界”。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二章：货从东方来。

向亚洲学习

在17世纪和18世纪，政策制定者、船长和贸易公司沿着通往中国的路线前进。他们最初只是想找到一个东方宝库,但是最后却找到了一些有着重要意义的商品,这些商品不但改变了欧洲的精英和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而且连工匠和劳工的消费文化也最终一并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制造工艺在来自亚洲的茶叶、瓷器和纺织品的压力下发生了改变。这个现象的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并非只局限于英国一地。那些关于东方物品的贸易是欧洲整体贸易中的一环。

这些来自东方的货物是怎么弄来的呢？纳撒尼尔·托利亚诺(Nathaniel Torriano)是东印度公司船只“奥古斯塔”号(Augusta)的船长兼货物押运员。1718年1月，托利亚诺启程前往中国。除了作为押运员的身份,托利亚诺还是公司的经理,所以他需要跟船出行并在港口住下。他身兼商人、银行家、语言学家和外交家等多种身份,此外,他算是一位接受过教育并有才干之人,并且他还被认为具有不可腐蚀的诚实品质。8月20日，托利亚诺到达广州,并且在那里待了五个月。他花费了不少时间兜售自己的货物,订购产品,购买商品,并为返程的船只装载上各种货物。他向中国人出售各种欧洲的物品,其中包括铜制品、铁器、玻璃器皿,以及钟表和珠宝等,但是,主要的出售物品是他从巴达维亚(Batavia)带来的印度产的白棉布。在广东与他一同外出采办的是商行商人(Hong merchant)皮克尼·周夸(Pinkey Chougua),我们也可以把周夸称为华人中间商。

托利亚诺买到了几千件瓷器，并且他还预定了更多的瓷器，此外，他还买了各种中国的奢侈品、漆器、茶桌、丝绸和塔夫绸。船上剩余的空间则塞满了茶叶,虽然要到18 世纪晚期,茶叶才会成为贸易往来的主要动力。当托利亚诺在1719年7月回国后,他开始出现在各种拍卖会和私人交易中出售他的亚洲奢侈品。他为此忙碌了一年。

几年后，托利亚诺再次踏上了前往广州的海路，他可能还要与荷兰、法国和丹麦的东印度公司竞争。还有一位英国人叫查尔斯·豪(Charles Hall),他是“普里侯爵”号(Marquis de Prié)的船长，他从1723年起为来自奥斯坦德(Ostand)的私人合伙人公司工作。豪也参与到一群来自英国公司的船只的竞速之中,他们都差不多同时抵达广州。与托利亚诺类似,豪也带回了大量的瓷器以及数量更多的茶叶。他还带回了一批医药材,包括大黄、土茯苓、荜澄茄、良姜,以及水银、硫酸、中国墨,还有各种的胶、漆器、香木、珍珠母、珍稀石头和金子。他的货物总计49296镑5先令6便士。这次航行所获利润投入几处乡村别墅的建设中。在1742年，建筑师威廉·哈夫佩尼和约翰·哈夫配尼(William and John Halfpenny)，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以及托马斯·拉特奥勒(Thomas Lightoler) 计算过建设一处普通乡村别墅的价格需要3152 镑,而建设一处更壮丽的乡村别墅的花费则多达16810镑。

在豪和托利亚诺航行四十年后，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驾驶着东印度商船“埃尔金的伯爵”号(Earl of Elgin) 踏上一次漫长的旅程。他从英格兰出发的时间是1763年4月末,直到1765年的6月末他才到达中国。他还记录了从7月中旬到8月末之间抵达的其他15艘英国或欧洲的船只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一直待在广州。在获得官方批准后,他的船上装上了茶叶、瓷器和丝绸等货物。此时,茶叶已经成为航运中的重要物品。很有可能希基购买了17000~20000份瓷器。不过,瓷器在其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在1767年早期的官方记录中,共有1371笔瓷器交易出现,此外还有几笔私下交易。这次航行有着极其丰厚的利润,其收入达到20492镑4先令9便士。希基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所获利润足以支持他去建设几处大型阿克莱特式的棉纺织工厂，甚至包括建厂所需购买机器的钱数。在18世纪80年代，像花费3000英镑购买的千轴纱锭以及花费5000英镑购买的加大一倍的纱锭这类投资对于他来说并无压力。

长期以来欧洲人对东方奢侈品就非常熟悉并着迷不已，这是这些航运活动产生的背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用瓷器、玻璃和银制成的精致餐具是文雅的象征，并且王公贵族和富裕的商人们都愿意在家中展示自己拥有的这些东方瓷器。但是，随着海洋贸易的深入进行以及17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纷纷成立，这些东方消费品的交易呈现一种全新的样貌。这种贸易活动改变了欧洲的物质文化，并带来了新式的物品、颜色、风格样式，乃至抛光技术。

18世纪后期世界贸易路径 资料来源:《牛津大英帝国英国史》，第二卷

与东方贸易一同产生的还有对中国的着迷，用一个欧洲的词汇来表达就是：“中国热”(chinoiserie)。大规模地购买东方瓷器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品位。这些东方奢侈品———不仅包括瓷器，还有丝绸、白棉布和漆器———源自亚洲消费文化，但是它们很快改头换面并适应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先是在中东，后来在欧洲皆是如此。凭借着高效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高度复杂的贸易与分配网络，这些货物在整个英国及其帝国领域内为中产阶级和乡绅所熟悉，成为他们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用于家内的装饰品满足了人们对于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的喜爱，同时它们也推动了欧洲，尤其是英国自己的工业生产和设计能力。东方商品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一旦它们不再限于王公贵族所占有，贸易的增长看起来无可限量。除了对物品本身着迷外，由于隐藏在这些物质、颜色和类型背后的异域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并未为欧洲所掌握，这也是它们充满魅力的原因。这时的欧洲尚缺乏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这也不是单个工匠的艺术天赋能完成的，这些产品有着多重要求的生产过程，它包括大规模的生产、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商品化以及对全球市场多样性的适应能力。

从亚洲运往欧洲的经典的古代奢侈品是丝绸，它们通过传说中的丝绸之路运往欧洲。丝绸生产先是于公元6世纪出现在拜占庭的西部，后来在9世纪和10世纪时通过意大利南部传往西班牙。在近代早期，尽管意大利成为西方丝绸的主要生产者，但是中国丝绸仍然通过葡萄牙和荷兰商人运往欧洲。与丝绸不同，白棉布、瓷器和漆器是相对较新的进口品，但是它们由于在17世纪和18世纪广受欢迎并且成为贸易的大宗物品而对欧洲工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英国工业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些后来引入的商品并不像金银器，珠宝，乃至丝绸那样被看作高档奢侈品，它们也不是面向大众市场的普通商品。它们到来后被看作代表体面的和高品质生活的轻奢侈品，并且它们的品种、种类、品质和价格都是多元化的。它们对从中产阶级到精英阶层的多个阶层都产生了吸引。亚洲制造商们满足了欧洲市场快速增长和需求多元化的现实，这种能力对欧洲制造商产生了压力，促使他们做出反应。亚洲的先进成就迫使欧洲人去“模仿”他们的生产过程和营销策略，欧洲人开始致力于生产进口商品的替代品。

装饰有意大利戏剧场景的茶壶，斯塔福德郡，英格兰，18世纪

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大批的白棉布、瓷器和漆器从亚洲进口而来，它们散发着的异域气息让其人气大增。爱德华·萨义德认为，西方把东方变成一种话语;在18世纪到20世纪期间，西方预制了一种东方模式，它是西方的他者形象。这个“他者”是神秘的、狡猾的、内心阴暗的，带着一种由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疏离感。不过，在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异域的东方已经通过特定的物品———织品、毯子、陶器、家具、珠宝、颜料、流行式样和装饰品———而为西方社会所了解。实际上，回顾更早时期，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中国被叫作“塞里斯国”(Serica)，这与丝绸(silk)的中文发音(si)是对应的。它的另一个名字“China”则取自瓷器的中文发音“ci”。从15世纪时的红衣主教贡扎加(Cardinal Gonzaga)所收藏的土耳其和东方珍宝，到巴黎商店里作为古玩珍品出售的“拉希纳日物品”(objects of Lachinage)，这些东方的物品充满了奢侈和别致的气息。不过，这些东方的商品也“体现为”东方话语。它们是市场的产物，似乎代表着东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实际上它们是在亚洲制造商的手中被造出来的，用于满足西方人对东方造物先入为主的观念。

欧洲的中国观也影响了那些被运往欧洲的物品。在欧洲奢侈争论的背景下，中国不是感官肉欲和奢侈过度的代名词，而是伦理规范、和谐共融与美德风度的化身。中国与孔子先是给莱布尼茨带来了灵感，后又启迪了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这些人通过中华物品的万花筒得以窥视他们内心中对人类尊严和高尚的追求。在对中华物品的占有过程中，他们希望接触到的文明层面脱离了市场的限制，但是实际上，市场从最早的时代就如影随形。

从罗马古典时代以来，那些输入欧洲的亚洲物品就是为适应中东社会的品位而生产出来的，或者是为了满足印度洋贸易的多元化需求而出现的。这些物品与西方社会的美学品位能够轻松对接。“中国热”在17世纪和18世纪主导着欧洲的流行社会，从服饰到家具、建筑和花园样式都受到追捧。这一风潮是一种对想象的东方的构建成果，它反过来又渗入亚洲进口品贸易的方方面面之中。到17世纪后半期，“中国热”在英格兰也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东方艺术和工艺品被笼统看作都是中国的。 在16世纪时，当时欧洲唯一的东方艺术种类也是来自中国———在里斯本、安特卫普以及伦敦王家交易所的中国商店(China shops)出售的极其昂贵的各式物品。东方的设计风格与物品样式被融入巴洛克和洛可可的风格之中，并且它们变得与西方艺术已经浑然一体。它们在传递出异国情调的同时，又隐然显现一种更具活力的灵动性。

亚洲奢侈品和设计风格很容易通过跨文化交流进行远距离的吸收和传播。这使它们成为极其成功的技术、设计和美学的传播者。从非常早的时期起，中国瓷器在广阔的贸易活动中具有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这些瓷器早期的设计风格从银器处获得启发，并且随后得以在伊斯兰的土地上作为金银代替物来出售，因为在《古兰经》传统中，金银受到鄙视，只是作为饮食器皿而有些用处。在西方，16世纪和17世纪的瓷器代替了银盘的功能，因为在欧洲大战或国内战争时期，贵族家庭将银盘器皿大量融化掉了。中国风格的瓷器在西方的出售，以及后来出现的代夫特风格的复制品，这些都降低了中国视觉文化的繁复程度，并且满足了人们对设计风格的要求，即其中要包含一个具有创造性想象的中国意境。

类似地，进口自印度的白棉布也要适应这股“中国热”中人们的品位喜好。英国和印度之间在印花白棉贸易方面一直没有直接的渠道，直到1649年，第一艘装载着这些货物的英国船只驶离科罗曼德海岸(Coromandel coast)时这一状况才告结束。在此之前，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货物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印度白棉布。商人们很快就在他们的白棉布上使用声名远播的中国艺术风格，他们要求在白色的棉布上采用其所挑选出来的印花风格，他们抛弃了印度传统的红色或其他色彩风格。一个明智的营销策略是将销售的范围从装饰性的织品延伸到了流行时装方面。到17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贵族男女们使用的印花棉布引导着新时尚，他们将印花棉布织造成非正式服饰，比如“晨衣”(morning gowns)。此外，这些印花棉布还成为新风格样式的首选材质。到1687年，东印度公司就记载印花棉布已经“成为最高贵的女士的服饰，她们将其穿在长袍和披风(Gowns and Mantuoues)外面，这些印花棉布俨然可以与天鹅绒和黄金饰衣等价”。随着威廉和玛丽执政时代的到来，荷兰人对印花棉布的追捧也开始了。 “最高贵的女士的上衣和裙子现在都是印花棉布织品。她们永远不会觉得使用过量，也永不会认为你给她们送的印花棉布过多。”与瓷器一样，印花棉布也适应了欧洲人的品位，不过它们对快速变化的服饰贸易有更强的反应能力。这些商品不仅能够在样式类型上具有多样性，而且它们能够每年都推出新的样式，甚至新样式上的花色也能年年不同。到18世纪中期，欧洲的中国风设计风格大量取材自印度的铜板印花技术，而且印度的仿制人员所设计的新样式具有丰富的色彩。

漆器装饰品则是另外一种极富吸引力的亚洲进口奢侈品。它们对欧式设计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在随后出现的替代性产品上处处可见其身影。它们从未大批量进口;品质最高的漆器来自日本，并且它们始终作为昂贵的奢侈品受到尊崇。当道德话语谈论到奢侈品时，漆器也是这一串商品列表中的常客:“如果要说恶习易染的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装饰客厅的印度式屏风、橱柜、床和门帘那样可算作首选之物了;同样还有那些装饰内屋的中国货或漆器。”最常见的出口家具是一种橱柜，其配有两个门，并且其附带着一组小抽屉和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小橱。在欧洲，它们往往被置于一个台子上，并且经常用来作为陈列各色瓷器和其他异域物品的展示台。绅士们的私人空间以及临时开辟的特别的卧室珍藏着漆器装饰物以及东方运来的橱柜，它们上面安装着不易发现的抽屉，里面存着珍奇异宝。作为迷狂与性欲的象征物，它们让人与广阔世界得以亲密接触。漆具有全部美学品质，它能够将异域珍稀物转变为流行时髦品。

漆是由漆树树脂制作而成的，而且这种树只在东亚才有。它的制作工艺并不简单，因为有毒物质存在多层薄膜需要去除。黑色背景的漆面上绘上风景、花鸟，而金色的树叶和凸起的浅浮雕也很常见。这种早期的奢侈贸易对欧洲的家具风格和家具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依靠模仿它的制作过程申请了专利，并且不同样式的涂漆新物品也大量面世，甚至按照欧洲样式生产的物品进入对亚洲的贸易中来。英国的工匠抱怨着这些进口品造成的竞争压力，他们说在1697年到1701年间进口的物品就包括 5582 件茶桌，4120个喷涂框架(powder frames)，655个高台橱子(tops for stands)，818个涂漆桌子，597个灯台，70个衣箱(trunks)以及52个屏风。“与东印度做生意的商人们不但从那里得到，而且也向东印度输送了各式风格和模样的橱中物品;而且这些橱中物品运来的数量非常多。它们在运来前先是在当地按照我们英式风格的模板进行设计，这就使英格兰本地贸易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1720年到1750年间，亚洲漆器及其欧洲仿制品，以及日式漆器被广泛融入路易十四时代的洛可可家具风格之中。 它还进一步延伸到大众使用的各种物品之中，并成为狄德罗(Diderot)心目中展示流水线生产方式的理想商品。

瓷器、印花棉布和漆器成为中国热的典型商品，它们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欧洲物质文化的主要代表。从卧室到内所(inner sanc- tum)或藏品陈列室，再到晨室和会客厅都可见它们的身影，这是一股流行风潮中的根本元素。这些产品能够轻松融入欧洲文化之中离不开亚洲生产者们灵巧的双手。他们按照市场的需求，很用心地在设计和生产的物品上使用了东方的题材，也正是在这种小心谨慎情绪的指引下，他们的产品才适应了西方人的口味。除了生产中所体现出的智慧，他们还具有强健的扩张生产能力，这使亚洲生产者在这一时期面对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和精英市场时，不但能够批量供应欧洲产品，而且他们提供产品的品质具有差异化，样式具有多元性，价格也具有层次性。

从亚洲进口的奢侈品和轻奢消费品的数量不一，织品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而瓷器和漆器的数量相对较少。从定量分析来看，这一贸易总体并非如表面那般重要。那些从热带进口的食品杂货经欧洲工业加工而产生的价值只占欧洲全部工业产出的1%。进口原材料有着更重要的地位，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它们的进口数量也小得多。棉花业是欧洲工业在海洋贸易背景下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良好例子，但是即使到19世纪40年代，这一工业也只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 7%。这些定量数据只强调了内部市场和生产的绝对数量之大。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对亚洲和美洲商品的贸易是重要的，因为它相对较新，并且增长很快。这一时期经波罗的海的贸易显示出北方欧洲商品贸易的构成变化很小，但是殖民地商品的综合种类(mixed category) 则在这一时期增加了500%。1740年之前，胡椒、香料、纺织品和丝绸占到全部进口物品数量的3/4，而到这一时期末，茶叶和咖啡也进入主要的进口品名单之中。

这对瓷器的数量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中国人每年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数以百万计的瓷器。仅在1777—1778年，就有8艘船只返回英国，它们装载着345吨的瓷器。

纺织品是亚洲制成品出口的主力。1668—1670年，它们占据英国东印度公司亚洲进口品货物价值的67.9%，到1738—1740年则达到80.6%。瓷器和漆器的出口数量要小得多，但是他们对于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的设计和流行风潮原则的建立有着广泛的影响。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和瓷片的数量在18世纪早期达到了顶峰，占据当时公司全部进口货物价值的13.3%，而当时从中国进口的生丝数量情况类似，达到 19.7%。这两种进口货物的价值分别是20815镑和73483镑。比较来看，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数56量占到1722年全部进口物品价值的19.2%，此后呈现下降趋势，直到1747年，这一数字回升到20%，1748年达到31%，而到了1760年，其在全部进口值的比率甚至达到39.5%。

除了瓷器和棉花，亚洲还带来了欧洲在食物消费、服饰和社交方面的革命。喝咖啡和茶饮作为饮品从偶一为之走向习以为常。它们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家庭内的社交环境中———咖啡屋和咖啡文化，以及非正式的家庭和朋友间茶饮小聚———都广受欢迎。精英和较富裕的中产人士更喜欢装热液体的精致瓷质器皿。这些瓷器质地轻盈，呈半透明状，装饰精美，由中国或日本进口。类似地，印花棉织品最早引入时用来做床帏，后来又成为服饰的布料，它们占领了原来花式织造丝绸和亚麻布料所拥有的市场，因为这两种布料造价不菲但却样式陈旧，现在，这些制造者们也不得不去模仿这种新式织品所具有的流畅、自然，却又不失异国情调的设计风格。亚洲制造业所具有满足欧洲高档消费品需求的能力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奢侈品和轻奢物品在亚洲经济中居于什么地位。奢侈品在亚洲的作用跟欧洲类似吗？为西方市场生产的产品与为中国或印度消费者生产的物品相似吗？或者，这种面向西方市场的生产是飞地式经济的早期出口形式？

亚洲消费者产品和消费者文化

中国和欧洲一样，人的消费活动随着收入和审美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活跃的消费者文化和高度商业化的经济为货物出口到欧洲提供了关键的动力。世界历史和经济史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话题是，与欧洲，特别是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截然不同的是，亚洲在现代早期没能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变。在过去，历史学家指责欧洲人对奢侈品的需求压制了亚洲的购买者，造成了通货膨胀和政治的不稳定。他们认为，欧洲人带来的银子造成了亚洲社会的动荡。他们指责的对象更多的是对腐败和奢靡无度的精英以及政府的军事支出。印度的政府没能对商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界定;没有财产权，市场就无法有效运作。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伊斯兰世界的诸帝国属于“捕蝇草经济”(fly-trap economies)，他们把资源用于满足精英购买奢侈品以及军事支出上，经济体却从中获益不多。亚洲的中央政府普遍没能建立一系列财政和法律制度让贸易和工业得以繁荣，并摆脱对奢侈品的需求。在这样的论述基础上，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宣称，这些社会缺乏“增长伦理”(growth ethic)。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为什么亚洲失败了，也并非因为亚洲的巨大成就缺乏优秀的鼓吹手而西方历史学家又视而不见。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亚洲商业和制造业的特征，并且看一看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对外贸易中为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时的亮点所在。西方的观察者、商人和制造业主从中学到了什么？他们又对其进行了怎样的改造以适应自己的目的呢？

中国很早就经历了大规模商业化和融入国际经济的历程，这可以追溯到技术进步过早出现的宋元时期(960—1368年)。在近代早期，主要面向大众市场的各种各样的消费产品就已经对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敞开供应了，并且广泛开凿的运河又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商业和制造业群体也更加富裕。苏州居民一掷千金的消费方式也不足为奇。面对曾经朴实无华的阶层愈加奢靡的生活，这个国家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曾尝试运用抑奢法案对其进行控制，结果却证明无效。中国瓷器售往64个国外目的地，而织品则出口到85个地区。中国对外出口的铁制品(包括金、银、铜、铁)则售往134个地区。在明代(1368—1644年)，中国的主要进口物品包括马匹、中药材和制作钱币的材料，但是在整个近代早期，中国也是整个亚洲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中国还出口铁制品，(丝绸和棉花)织品，瓷器和漆器，以及银、金、铜、铅为材料的制成品，各种手工艺品，文房四宝和书籍。中国与香料岛之间主要以以物易物的方式进口印度的布匹，从而形成了它自己的三角贸易。

在明代，中国前往日本的贸易船只平均为298.4吨，而那些前往南亚和西亚的船只则能装载955吨的货物。在明代，每年在海外航行的中国官方注册船只有130艘;这些船只返航时携带货物吨位每年达1767120吨。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也非常频繁，到明代末期已达3200吨，并且以高价值货物为主。在打开欧洲市场前后，中国向这些亚洲市场输送了大量的瓷器。仅在1645年就有229000件瓷器售往日本，还有300000件通过荷兰人之手卖往阿拉伯地区。现在将这一贸易活动与欧洲的进口物品做一个比较。欧洲在贸易中的份额从未超过31%(而且，这也只是在1645年到1661年这样一个较短的时期里)，而南海诸国和日本则能够在大多数时候占据超过80%的比例。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亚洲主导性的贸易，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才被中国的历史学家称为亚洲地中海。

日本在16世纪后期的德川幕府统治下也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长、城市扩张和商业化的过程。经过快速的城市化，江户(Edo/东京)成长为百万人口的城市，市场的统一和地区的专业化发展看起来弥补了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造成的损失。国内市场依然在成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也能够给予商人、神职人员、武士和城市工商业从业者更好的生活水准。家庭手工业能够生产漆器、扇子、伞、小装饰品、鞋子、纸灯笼，以及各种制造品。“日本发展出一个风格多样、时髦的经济。尽管没有机器，但却有着奇思妙想的发明和令人惊叹的设计风格。”中国、日本和印度长久以来就是典型的高度城市化和商业化的社会，它们拥有一个繁荣的消费社会。既然能够大规模向国内和国际消费市场供应产品，亚洲生产机制在17世纪和18世纪又是如何受到新兴的欧洲市场的影响的呢?

亚洲的生产机制

亚洲在打开欧洲消费市场上取得的成功要归功于奢侈商品的独特特征，以及建立这些商品之上的横跨整个亚洲的贸易活动。奢侈商品由专业化的、非本地的工匠进行生产，这是大多数社会都会追求的事情。原因不在于其美学上的敏感度，而是由于艺术、宗教及其神奇的转化。在政治冲突时期这些贸易依然延续不断就是这些物品具有吸引力的明证。但是，在亚洲也发展出了一个针对普通家庭商品———粗布、陶器、铁器和铜具———的活跃的贸易网络。甚至在极其常见的物品上所体现的变化也与地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伴随一种适应目的市场的产品意识。地区专业化生产和广泛的产品差异化是生产机制的关键所在。

在与欧洲开展大规模贸易之前，亚洲的生产商———特别是中国的———就以高超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规模而闻名于世。在近代早期，湖北、陕西、四川地区的制铁业就有 6个到7个熔炉，雇工达千人。据说，瓷都景德镇到14世纪末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其拥有超过1000个窑炉，70000名工人，并且它的生产过程是现代流水线制造业的先声。它的分室“龙窑”建在山上，长度能达60码。这些窑炉能够在几天的时间里烧制超过5000件瓷器。在低端的火室(firebox)和高端的烟囱处温度差距可达600度，所以，无论是前窑(lower chambers)烧制的高焰瓷，还是在尾窑烧制的陶器，这些不同器具都可以在一次烧制过程中得以完成。

虽然印度白棉布的生产过程属于家庭制造业，但是这儿的地区化专业生产、劳动分工和复杂的信息流动网络造就了一个原工业化生产的奇迹。在工厂体系出现之前，它对欧洲的纺织生产具有优势。印度最著名的产棉区是旁遮普、古吉拉特、科罗曼德海岸和孟加拉地区。在对欧贸易开始之前很久，旁遮普的棉花就出现在前往阿富汗、波斯和中亚的商队贸易中，而且漂洋过海来到波斯湾。古吉拉特盛产白色的带有格子图案的条纹棉，这种棉布出口到中东。印度南部和孟加拉所产高品质棉也在中东、东南亚和远东地区打开了市场。生产过程实现了高度分工。每一片的印花棉产品都由分工不同的人群接力完成，包括种植农、收割农、纤维提取农、起毛工、纺纱工、织布工、漂白工、印花工、上色工、细化工(glazers)和修补工。他们的职业有着不同的层级，由其所处种姓等级决定。

早期由日本运往欧洲的漆器的数量更少一些，但是甚至这样一种奢侈品也非单个匠人所能完成。一位17世纪时的英国商人曾经描述一位制造主(makie-man)———或者叫作漆器制造者(lacquer maker)———雇用了50位工人日夜为他劳作。漆器黑色的背景上涂有故事情节、花、鸟。此外，经常还会出现金粉状或金条状的叶子图案作为一个个浅浮雕展现在漆器之上。

作者：马克辛·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