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下州的人们，到底有何等的优越感？关于成寻的文化自信，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成寻在日记中称国为大宋国的同时，也称日本为“大日本国”。成寻受到宋神宗接见，在答神宗关于本国世系的问题时，称日本为大日本国。在给皇帝的上我文中，署名为大日本国延历寺阿圈梨，这与圆仁在《行记》中称自已为本国朝贡使数内僧圆仁的态度完全不同。
成寻的文化自信和自负还表现在他对中国僧人学识的评判和批评上宁五年四月三十日条记载说天台国清寺僧四人来切，其中一人提到城处咸教主精通天台教，但宁五年七月三十日，成寻见到处域之后大不为然，在日记中写道：“见咸教主答，最以不许也。熙宁五年六月十二日条记载说在天台国清寺，日宣梨送来杭州孤山智圆梨所作弥陀经疏和秒成寻看后知认为是日本传来的，愤不平地写道：予见之最可云谬说五年八月十四日条又记载他在越州景德寺用笔谈询寺主几个问题点寺主却都答不上来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条说他在泗州普照王寺李酒州大师多久了，是什么时候捏的，寺主回答说已过去多年无人晓。
等到成寻用笔写下州大师的时间后，寺主又称“知也”成寻不评论道：颇前后相异公在分析平安朝族的对中国意识时指出，平安贵族的对中国识有两个方面：以中国为大国的事大主(以小事大)和以日本为中心“日本中心主义”。于世纪以后“日本中心主义”日渐明显，十世纪到一纪则成为主流的国际意识。他还指出，成寻对中国倍的学识行为行评判，说明在他的意识之中日本已经能够与中国匹敌甚至凌驾于中国之上，隐结起来可以认为，尽管成得感想中国皇帝的恩情，遵循对中国的礼节，但在实际的外交场合，他的种种行为是基于日本中心主义的立场的作为平安朝最有代表性的几位入宋僧然、寂照和成寻在宋的文化活动有一定的共性，那就是为日本赢得了赞叹然的宣传使得宋太宗对日本，万世一系的政体大加赞扬。寂照的笔法博得宋朝士大夫和文士对日本书法等艺术的赞赏；成寻祈雨的成功更是获得了朝廷上下对成寻求雨秘法的钦佩。
另一方面，入宋僧的文化心理也有一定的共性，那就是在与宋人交往时极力维护自己国家的自尊，展示本国本民族文化中优秀的地方。本书中用“对中国意识”来分析平安朝日本人的中国观，可以看到每个时期的“对中国意识”都有不同的特点。唐使时代的“对中国意识”是“事大主义”,是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和崇敬，处处以之作为典范和标准。到了入宋僧的时代，“对中国意识”则要复杂得多，它既是森公章所说的“日本中心主义”,是民族自尊、自信的体现，这种民族自尊、自信往往表现为对中国的对等、对抗意识甚至是优越感。
同时对等、对抗意识和优越感又是建立在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自卑情结之上的，是自卑情结的扭曲体现，即森正人所说的“对中华意识”。也就是说，到了十世纪以后日本平安朝中后期，日本人的“对中国意识”并非只是从“尊他”到“尊我”的简单变化，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之情与建立在自身文化自信上的对等、对抗心理和优越感相互交织，呈现出复杂、微妙的两面性。辉夜姬的第二个难题是要寻找东海蓬莱仙山上生长的“以白银为根、以黄金为茎、结白玉果实”的玉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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