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如《觉悟》《平民》《新生》《醒世》等爱国进步书刊大量流行天津。1919年成立的南开书报贩卖团,1922年成立的五五书报代卖社,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开创了传播革命火种的先河。稍后成立的天津书局也以销售新思潮书刊而著称。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还先后出版了《北方红旗》《天津青年》《出路》等大量革命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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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集中在大胡同的众多书局外,市内销售新旧图书的知名书店林立,如新明书局(北门里)、求古堂(北门里)、仰古斋(北门西)、文林阁(东门里)、宝林堂(东门里)、培远书庄(东门里,后更名宏雅堂)、文益书局(东门里)、希古斋(东马路)、大道书局(东马路)、文元书局(西北角)、博古书局(西北角)、尊古斋(西北角)、荣记书局(南马路)、茹芗阁(荣业大街,后天祥商场)、养静斋(荣业大街)等,以及法租界内的文在堂、忠厚书庄、永和书局、大业书局、百城书局、佩文斋等。当时,这些书店多以销售新书、收售旧书为主,对自行编辑出版业务的涉及不多。

同一时期,天津的学术著作多由高等院校、机关团体自行出版,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工商学院等不断有新书问世,其中以南开大学出版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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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源南纸局兼顾教育

北方书店、知识书店同样值得一提。北方书店创办于1930年,地址在法租界24号路(今长春道);知识书店开业于1936年,地址在国民饭店楼下的铺面。这两家书店既销售爱国进步书刊,也是进步人士的秘密联络点。

“七七事变”日军侵华,天津也被占领,包括大胡同在内,曾经文风骀荡的天津新旧书市难逃劫难。这一时期,进步书店难以立足,而天祥百货大市场内的旧书市对天津书业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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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山公园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办书市

天祥商场旧书市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二三楼的旧书店、旧书摊不下三四十家,经营古旧书籍、碑帖字画、新书等。如二楼有瑞记、兴华、文风、连华、福兴、振兴、凯基、新基、志远、竹林、天禄、中流、奔流、中兴、广兴、群友、文华、大文、华通、茹芗阁、维新、华东、光明、先进、鸿雅堂、振记、玉记、存仁、复兴、庆记、英志等书店书摊;三楼有美丽、永和、校经、大华、中西、龙门、新中、耕余、大众等书店书摊,生意则稍逊于二楼。许多文化名流都曾在天祥旧书市淘书,此间充满了人文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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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祥商场紧邻的劝业场内也有几家书店,如东亚书局、德记书店、藻玉堂等,尤其藻玉堂名气不小,常会收进一些名刻古籍出售。马路对面的泰康商场内又驻有多家书店,如东莱阁、宏雅堂、崑记书报社等。

值得一说的是,上世纪30年代,天津新闻出版对北派通俗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传播作用。《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等大小报刊皆以连载通俗小说取胜,吸引读者。小说连载后常会刊印成书,除了几家有实力的大报往往自行出版之外,大业书局、天津书局、五洲书局、世界书局、大昌书局、诚文信书局、励志出版社、文华出版社以及有的广告公司也争相印书,因为这个市场好,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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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在夜间选购书籍。

另外也有一些书店坚持向读者提供革命进步书籍,如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以及《西行漫记》《母亲》《铁流》《静静的顿河》等,还有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曹禺、老舍的优秀作品。如此一来,在传播革命火种的同时,天津的文脉也得以留存、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