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湘军是晚清时期的汉族地方武装力量，专门为镇压太平天国而生。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浩繁的军费开支。崇尚“厚饷养兵”的湘军，没有一分钱行政拨款，完全需要自筹资金。为了筹集军费，湘军采取了各种手段，各种花样创收，无所不用其极。
据《湘军志》记载，湘军筹集军费主要有几种渠道，最初则以捐输为主。所谓捐输，就是通过封官或奖赏的方式，让大家自愿捐钱。郭嵩焘曾主持过这项工作，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设有劝捐机构，如汉口劝捐总局，衡阳劝捐总局。在各州、县还有众多劝捐分支机构。
湘军剿匪宣传图
劝捐机构，更像是宣传机器，但宣传再好，让人家掏钱的事情还是很费劲。曾国藩首先让富豪带头捐款，如湖南首富蒋征蒲，认捐十余万两。蒋征蒲的工作相对好做，因为他本就是湖北荆宜的高官，此时正丁忧在家，为亲人守孝。如果他不识相，以后就没法再当官，也就没有了搂钱的机会。
原两广总督陶澍本来已经死了，但经过曾国藩的软硬兼施，陶家也认捐一万余两。虽有富豪带头，但其他人仍响应的很少，尤其是百姓，没几个人愿意主动捐款。
于是，强征摊派便成了新的手段。每家每户、不论穷富，必须捐钱。据《骆文忠公奏议》载，湘军各地捐输机构工作人员以经济普查为名，挨家挨户进行摸底、查访。贫困家庭自然也不会放过，没有田产、没有谷物、没有收入，直接抓去充当劳役，如挖壕沟、修城墙等。
如此一来，百姓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怨声四起。曾国藩深感民力有限，便上奏咸丰皇帝，继续要政策。
据《曾国藩全集》记载，1854年，曾国藩上奏，“民力艰难……再三劝输，终不踊跃。”曾国藩给出的方法是，卖官卖文凭。他向咸丰要了四千份空白监生执照，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开始卖官，并派专人进行监督。此招效果虽不错，但引发的矛盾也很大。因为官员职位有限，卖出去那么多官，势必会影响其他在职的官员，冲突在所难免。
后来，湘军开始推行厘金征收。所谓厘金，就是极少的数额，“厘”的含义便是微小。收取厘金的方式，主要以过路过桥收费为主。方法很简单，军队派兵到各主要交通要道设卡收钱。这种方法本是江北大营帮办大臣雷以诚的发明，他在扬州初创了此法。在《雷以诚请推广厘捐助饷疏》中，雷称，此方法是“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计一生仅捐半文，于民生毫无关隘，而聚之则多。”
厘金又分为百货厘、监厘、土药厘、洋药厘，根据不同货物，缴纳4-10%不等的税率。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认为此法甚好，便大力推广，各省迅速成立厘金局。1855年，骆秉章率先在长沙开设厘金局。据《湖南厘务汇纂》记载，湖南是“厘以每钱一千抽收二、三十文钱为率”，即2-3%的税率。由此，湖南每年的厘金收入大概在100万两左右。
1858年，厘金征收制度推广至全国，并成为湘军军费的主要来源。厘金收入具有持久、稳定等特点。湘军最终能剿灭太平天国，没有厘金的保障是无法完成的。
据台湾《厘金制度新探》一书记载，1869年，全国厘金的收入已经达到1230余万两，这个数额相当于全国地丁收入的68%，是非常重要、非常可观的一笔的巨额收入。各地的厘金局如同初期的劝输总局，也是遍地开花，一些历史知名人物都曾干过此差事，如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丁日昌等人。
但厘金的征收并不是雷以诚宣传的那么美好，“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是不可能的。英国人呤唎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称厘金的征收是勒索。“厘卡，宁可说是勒索卡，遍地设立。可怜的中国商人如坠迷雾之中，不知究竟对谁应纳税而对谁也不应纳税，这一切毒害是显而易见的。”
让商人烦恼还不止如此，厘金的税率说涨就涨。1861年，安庆设立厘金总局，突然将百货的厘金提高至“百抽二”，也就是2%。而原来安徽其他地方，以及外省的百货厘只有1%。日用百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湘军剥削了百货商人，商人自然会提高商品价格，最终导致日用品涨价，并传导给百姓。四年间，安徽厘金的收入为169万两之多。
据《清史稿》记载，除去征收厘金这种主要方法外，湘军还盯上了盐税。盐业历来是国家垄断的行业，这块一直是肥肉。同成立劝输总局、厘金局一样，各地纷纷建立督销局、招商局，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盐商运输、销售，以便从中收取盐税。盐船若从长江下游至上游，安庆、武昌都会设卡收费，如安庆收取每斤收取10.5文,武昌收取9.5文。所谓雁过拔毛。食盐也是百姓生活必需品，地方财政都视盐税为重要收入来源。地方扒层皮、湘军再刮层油，无疑加重了盐商的负担，最后还是会转嫁到百姓头上。
食盐如此，湘军对待茶叶也同样不放过。茶叶同是大宗商品，皖南茶叶比较有名，曾国藩将茶叶税作为军费的一项来源。自1858-1862年，四年时间，湘军收取税银四十二万两。
以上这些都是台面上的筹集方法，上不了台面自然还有很多，如纵容士兵抢掠是任何武装力量都采用的常见手法。一方面是抢太平天国的，攻城拔寨必抢之。在电影《投名状》中，湘军更是喊出了“抢粮、抢钱、抢女人”的雄壮口号。另一方面则是抢百姓的。据《皇朝琐屑录》记载，“遴选劣绅为耳目，为爪牙，几乎竭泽而渔，竭山而畋。”
据《纽约时报》报道，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湘军屠城抢掠，但抢甚少，因为几乎无粮可抢。抢不了百姓的粮食，就抢木料。有清人日记曾这样描述：“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抢来的各种百姓用品装满了大小货船，长江之上，一时蔚为壮观。
1855年，湘军进入南昌。作为目击者，邹树荣在他的《纪平江勇事》中记录了湘军抢掠的惊人行径，“抢夺民财持刀枪,秆堆竹木皆精光。车牵锄耙亦丧亡,或作爨村炊黄梁,或索赎值充私赃……茶酒肉饭任取尝,不敢索值采箧囊。”
1894年,谭嗣同来到南京。此时，距离天京失陷已经过去三十年。然而，南京依然没有恢复元气，当地百姓对湘军一片骂声。“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
讽刺的是，太平军占领期间的景象与之截然相反。在南京，“发匪(指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在江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
谭嗣同为此深深感叹：“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 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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