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因为依附于君权(皇权),所以从接受教育开始,就赋予了兼济天下的使命,同时由于古代社会职业的单一性,官僚机构的狭窄性,能够跻身于官僚系统的文人,比例始终很小。

于是矛盾产生了:拥有权力和未拥有的权力的文人,表面上身份相同,实际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未拥有权力的人被排除在官僚系统之外,即使一腔热血,也只能够熄灭于胸中。

如果说文人在近世社会以前,还能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当迈入了近代的大门,整个国家面对亘古未有之变局的时候,文人的这种精神似乎已经不合时宜,“肉食者谋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文人应该挺身而出了。

这时候,魏源出现了。而他正处于近现代变革的漩涡之中,身上充满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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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出生于湖南邵阳乡村的一个破落户家庭(朱维铮语),成长于地方绅士阶层边缘的环境之中。他亲身体会到了清朝自乾隆以来积弊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并且见证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受到马克斯·韦伯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县以下百姓自治,“皇权不下县”等说法,一直以来影响着国人对过去的认知,萧公权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品《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之中,利用地方志等一手材料对上面这种说法进行了驳斥,并且总结道:

为了把控制延伸到乡村层面,清王朝就需要一种可以称之为基层行政体系的制度。吸收了以前各王朝的经验,利用历史上地方组织······乡村社会······被置于清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之下。

布罗代尔说“今日世界的百分之九十是由过去造成的,人们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摆动 ”,那么对基层的控制并非是清代突发奇想,而是长时间造成的结果,这一说法和萧公权的结论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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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的传统读书人一样,魏源自幼苦读,希望能登科高中,成为翰林。作为旁观者,他冷眼看着国家遭受一次又一次危机,苗人起义、白莲教叛乱、沿海海盗猖獗·····,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又不得不对这些危机进行思考,他日后的相关著作的理念在此时已经根植于他的内心。

二十一岁那年,魏源随父亲入京,他给京城的权贵进赠诗文,得到了汤金钊的褒奖开始扬名。后来受到两江总督陶澍的提携,成为他的幕僚,从此更加声名远播。

魏源和龚自珍并称,龚自珍安贫乐道,魏源更加注重实际,他以陶澍幕僚的身份“倒卖食盐专卖许可证”,未到不惑之年已经变成富家翁,他在当时的经济重镇江宁、扬州一带,大肆购置房产,尽管仕途不顺,但是有了丰厚的物质保障,也让他可以拜托了早年的习气。

魏源的这些所作所为,在那个时代不过是一种常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当然有局限性,无论他在中国近代思想界贡献如何,却无法掩盖上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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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个众多官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时代”,他没有沉溺于富贵的生活,而是着手编纂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在当时国人普遍愚昧的情况下,西方人已经看到了魏源超越同时代的特征,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被视为“一位秉承线性的历史发展观的受欢迎的先行者”。

正因为与官僚系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能够将自己的经验升华到一般性的层面,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了解社会的动态,而独特的人生经历,又能够让他将自己的人生观及世界观进行普世性的推广,让一般的大众明白他所看到的历史趋势。

他在鸦片战争前夕,总结了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特征:

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

这段话并不是慷慨激昂的文人论事,而是经过严密的思考而总结出来的冰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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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之后,全球各个国家地区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尽管明清两代都进行了海禁,但是依旧阻挡不住人们对于利益的追逐,《资本论》里面写道: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贸易交流的频繁,让中国的大量丝绸、瓷器、家具等等商品传到了日本、欧洲,甚至是美洲,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大量的流入到了中国,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商品流通越快,经济越繁荣。而经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于是中国的人口在清朝入主中原的一个多世纪里面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而言,人口的快速增长没有办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而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必然需要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土地就必然出现过度开垦的现象。

古代人们环保意识薄弱,而且当生存成为问题的时候,是不会考虑后果的,过度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最终引发了河床的升高,水灾的泛滥。

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西方人也不甘心,终于他们发现了鸦片。白银的稳定造就了康乾盛世,而购买鸦片导致的白银外流将清政府的经济结构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魏源所说“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所无也”,就是对目前社会危机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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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崩溃导致国内叛乱丛生,直接后果是导致人们对满清统治的不满,魏源针对问题更是一针见血,“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无也”。

因此想要稳定社会,就要抛弃无用的学问,让天下的人才能够物尽其用,能够做实用的学问。

魏源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并没有采取形而上的理论,而是利用了人们所认知的传统典籍——《诗经》。

在诠释《诗经》的时候,魏源抛弃了他所处时代的音韵与考据研究,转向了更为实际的塑造社会风气之上,他主张和孔子学习阅读《诗经》,《论语·阳货》之中写道: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魏源认为学习《诗经》可以全方位的塑造一个人。在社会阶层分裂的时代,在日趋没落的时代,《诗经》可以成为凝聚人才的纽带,让人才或者说读书人(文人)不置身事外,共同传播思想,维护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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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诠释诗经之外,他还编写过一部名字为《皇朝经世文编》的书,以鼓励读书人关心社会实际问题为主旨。书中搜罗了到魏源为止的清兴一百多年、六百多篇“经世致用”的文章。更加有意思的是,魏源把自己的许多文章也收入了书中,为后来他的名声鹊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幸的是,魏源一生都没能实现成为翰林的梦想,晚年他到广东、香港、澳门游览,写下了七律楚粤归舟纪游四首:

看尽奇奇怪怪峰,偏穷曲曲弯弯硔。粤吴楚越舟车马。岭海江湖雨雪风。
客到岭南疑谪宦,文非海外不成雄。半年往返八千里,岂独云山入卷中。
泝流帆重顺流轻,两岸青山不识名。但见无船无树影,不知是水是风声。
寄怀猨鸟苍茫外,未觉江湖感慨生。且喜韩康稀识面,独于僧寺有逢迎。
濠镜羊城水气氲,华夷估舶自成群。门前潮汐家家海,檐际榕榕寺寺云。
自过岭南诗一变,疑游岛国语万分。沿江魑魅窥人过,择地停桡趁夕曛。
粤风咫尺视沧瀛,去土离乡岛峤轻。地沃俗骄夸未富,上雄气悍号兵勍。
珠江夜月喧筝鹢,渤海秋风吼石鲸。且喜乘桴酬夙愿,五更浴日看潮生。

公元1857年,魏源死于杭州,时年六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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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广东时曾命人编译英国人所写的地理书籍,鸦片战争清廷战败之后,林则徐被被流放伊犁,将翻译的书籍底稿全部交给魏源,希望魏源能够编撰《海国图志》。

魏源以林则徐交予的资料为基础,最终扩充为百卷本的《海国图志》(朱维铮先生对海国图志编写提出质疑)。

魏源死后,最令人的感到悲哀的是,他编纂的《海国图志》并为受到重视,竟然被束之高阁,1875年左宗棠在重刊《海国图志》的序言之中写道:“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仅从序言的这三句话中,仿佛能够听见这位封疆大吏的叹息声。

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62年日本幕府派遣代表团到清朝考察,其成员之一高杉晋作在上海一家书店是否有《海国图志》,书店老板回答都没有;高杉晋作在日记里写下:“清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清朝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可见此时魏源煞费苦心所提倡的经世之学早已经烟消云散。而《海国图志》流传至日本后启发明治维新及成为天皇和大臣必读书籍。再后来,清政府甲午战败,人们才开始重视几十年前就已经刻印的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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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于魏源褒贬不一,梁启超就很尊崇魏源,并称赞“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而章太炎却是极力贬斥魏源。

章太炎认为魏源个人人品有问题,在章太炎的名著《訄书·清儒第十二》称他“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而朱维铮先生又在后面补充评价说“(章太炎)前一语未免过甚其词,后一语则难说不合实际”。

正如许多人评价傅斯年为“一团矛盾”,魏源又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