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同时秦朝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设置郡县制度,规划了皇权的统治。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世家豪族已经可以掌控部分社交和政治圈子,甚至在某些时候能与当时的皇室力量势均力效。

尽管自西汉武帝之后,地方豪族就已经因为沉重税赋和日益严峻的土地兼并而崛起。但彻底改变这些豪族世家精英与朝廷之间关系的,却是发生于东汉末年的两件大事——“清议”和“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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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立之时,豪族世家就已经成为朝廷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中帮助光武帝刘秀的六大家族,更屡次成为汉室外戚与军方砥柱。只是在东汉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帝国政策运转的官僚体系依旧秉承着“都城文明中央论”和自秦皇汉武一脉相承的皇权专制等普世主义价值观。

在东汉末年,即公元2世纪中叶的岁月里,汉朝的上层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通常或多或少的认同儒家学说及去宣扬的价值观,即忠君思想。这些豪族富商通常自诩为绅士,在学术思想或文学创作上在他们所在的郡县享有不小的声望。这些人可以依靠教书或者入仕为官谋得一计营生,亦有一部分人有机会被召入太学。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汉朝的官僚体系出现的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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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秦汉时期的官僚体系里,皇帝会提拔没有家族背景的寒门和平民入朝为官,这些毫无根基之人成为官僚之后,必然会以皇权意志为转移,被君主用于压制贵族豪强。然而由于察举制的演变,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更为看重家族财富与声望,个人能力反而成为次要甚至忽略不计的考量因素了。

豪族富商通过彼此举荐世代为官,实质上垄断了官职,而寒门学子则被忽视。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争抢数量固定的官职为激烈竞争,没有强大家庭背景的人所获得的机会就变得越来越少。如此,原本被君主用来巩固皇权统治的官僚体系中,逐渐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豪族世家子弟。

另一方面,汉朝的权力中枢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随着豪族世家对朝堂的掣肘,皇帝对朝臣们愈来愈不信任,继而渐渐的将权力从官僚机构逐渐转向那些紧密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并将朝政的具体处理转交给后宫侍奉他的人们。这些人有的是皇帝侍从,有的是贴身宦官,有的则是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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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紧密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逐渐形成了“内朝”之后,朝臣们的权力也就被削弱了。只是“内朝”的争斗同样激烈无比,自汉章帝之后逐渐被宦官和外戚轮流控制,而每次发生权力更迭,必定会带来一轮血雨腥风。

然而不论是依托于女人的外戚,还是宦官对朝廷的统治,都与信奉儒学的文人以及地方豪族精英的价值观相冲突。朝廷通过“内朝”对官僚体系的架空已经深刻威胁到他们的利益,进而促使原本互不隶属的官僚群体和地方豪族进一步交汇和融合。

作为外戚和宦官的敌对方,由朝廷高官和与之关联的地方豪族精英组成的党人群体出现了。最终在这场大三角争斗中,宦官群体凭借特殊的身份背景得以胜出,并迫使外戚不得不与党人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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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称将朝臣和地方精英称之为党人,是因为这些官员通常以门生、恩主的网络来进行政治活动。这其中既包括了师长与学生、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乃至于一些地方豪族的塾师与门客等等。这些人际网络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政治团体,被宦官们抨击为“结党”。而这些党人之所以聚集起来,自然不是为了吃饭闲谈的,正是为了掀起一场更为激烈的反对宦官的运动,这场运动便是“清议”。

清议运动在汉末历史上非常著名,这是因为这场运动是中国最早举国上下的文人阶层掀起的抵抗朝廷权力的案例。只不过在这场抵抗运动中,朝廷的权力被描绘为被宦官把持而非皇帝掌控的非正义状态。然而即便如此,清议也没有方国对皇帝倚重宦官而怠慢朝臣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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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严重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更进一步的推动了许多高级文人官僚摒弃了皇权至上的普世价值,转而倾向于地方利益的态度。至此,朝廷高级官僚与代表地方利益的豪族富户产生了共鸣。二者之间的合流对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态造成了深远影响,重塑了中国文人经营的定义。

在长期影响深远的清议,在短期内遇到的却是灾难。虽然党人的清议运动声势庞大,然而宦官集团依旧两度攫取了摄政权,并对反对自己的党人大肆搜捕,禁止他们入仕,史称“党锢之祸”。这场朝局动荡一直延续到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后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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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主要发生于重用宦官的汉灵帝时期,毫无权势的官僚群体他加强了与地方豪族的联盟,并因此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精英们渐渐开始自诩为“清流”与儒家的传承守护者,并强烈反对腐败的朝廷。基于这种方式,豪族精英们日益将自己从道德标尺中置于皇帝之上,并将豪族世家阶层的权威性从财富、官职逐渐过渡到道德、才能等符号身上去。

正因为“清议”和“党锢”的发生,东汉末年不仅出现了官僚群体与地方豪族世家合流的迹象,同时这些自诩为“清流”的精英们也为以后南北朝时期士族世家梳理自己的权威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这些精英们还认为自己有权赞美或者谴责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渐渐形成点评时局人物的风气,而这在理论上曾被认为是统治者,也即皇帝才有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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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编纂全国不同郡县地方的人物传记合辑也在此时出现,这同样被认为是地方精英意识崛起的表现。诸如此类,也预示着东汉崩溃之后的几个混乱世纪里,将要面临的是一个士族门阀长期执掌朝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