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我国南海之滨的广东地区，采用优质硬木为原料生产家具的历史并不太晚，我们可以从一件面板底部刻有“崇祯庚辰（1640）仲冬制于康署”的铁力木大翘头案为例证，说明明末时期，就已有生产品质很好的高级家具了。但与同时期成就显赫的苏式家具相比，略逊一筹，在造型比例、线脚运用和与形体的关系上都暴露出不足之处。这些年来，一直很少发现有广东地区生产的明代高级硬木家具。广东地区明代优质硬木家具的生产要比苏州地区晚。广州地区开始大量生产硬木家具可能是在明末清初，或许也是随着苏式家具影响的不断扩大而开始兴盛起来的。
到清代乾隆时期，广州地区的家具生产已非昔比，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正如《清代广式家具》所分析的，“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清代广东家具领先突破了我国千百年来传统家具的原有格式，它大胆地吸取了西欧……造型等新的家具形式”，创造出了崭新的广式家具。从风格上说，广式家具可以称得上是中西文化的合璧。今天，我们观照流传下来的广式家具，从其造型形态、构造工艺、制作方法以及装饰纹样题材和表现形式，都能清楚地看到外来文化对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地巨大，它甚至表现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性。而这些，恰恰是同时代其他地区的家具所缺乏的因素。如苏式家具，始终没有如同广式家具的羊蹄脚、鲤鱼肚以及类似的部件装饰性符号或样式，包括运用西洋图案的雕刻手法。苏州地区虽然也有制造广式家具的产品，或者也流行一些广式家具的品种，这些产品和品种也只能是广式，是苏制的广式产品，而不能因为是苏州生产就称其为是苏式家具。正像广州改制苏式品种的圈椅一样，总不免缺乏广式家具的形象和特色，也不能说其是广式家具，它实际上给人的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镶嵌大理石的盾形靠背扶手椅、三连式和双连式长椅、通体雕刻的龙纹椅等等，才是广式家具无与伦比的代表产品；绞藤、连珠、仰俯莲瓣、西番莲花纹，双线花瓶脚、工字式连脚档、大挖弯以及满嵌螺钿、通体悬雕等等，才是广式家具最鲜明的风格特色。
这个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地域等各方面的原因，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家具制作显得因循守旧，传统的束缚使它们没有像广式家具那样在改革创新中冲锋陷阵。很快地，苏式家具在全国失去了它原先的主导地位，被广式家具取而代之，广式家具充当了时代的表率。
这时，沿着自己传统轨迹行进的苏式家具，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也进行着各方面的改良。被某些人捧为清式家具的开创者、革新者的李渔，其实就是苏式家具的一位改良者。这位出生于钱塘医家、富有天才的戏曲家和一代名流，长居金陵，到过苏州，游历了全国很多地方，还去过广州。他对物质功能的种种科学见解，在人与物之间提倡实用与精神统一的思想，同样体现在他对日常使用的家具设计中。他自己设计暖椅、凉杌，主张箱、柜多置抽屉；他特别强调制器只有美材加良工才有真正的价值，并对“因其材美而取材以利用者未尽善”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然而，苏式家具的改良虽然使它失去了不少“明式”的精粹，但依旧在传统的基础上走着自己的道路(如工艺更加精益求精)，依旧作为苏式而区别于代表“清式”的广式家具和京式家具，它是清代的苏式家具。
总之，明清之交的前后，苏式家具把最负盛名的“明式”风格推上了历史的巅峰，同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保持了这一伟大的传统，这是苏式家具最辉煌的岁月。入清以后的苏式家具在改良中不断出现新面貌，并越来越受到广式和京式家具风格的影响，发生了各种变体，使苏式家具形成了许多新的形制和式样，但它没有像广式和京式家具一样，成为一代清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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