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很多人吵着为贾平凹鸣不平，理由是两位老师功力不相上下，怎么贾平凹连入围都没有。这屈叫的对，但其实并不值得。因为在西方审美下，贾平凹的风格恐怕还真的难获青睐。这可不是妄谈，因为是有前车之鉴的。
说起来，贾平凹的风格与张爱玲特别类似。他本人就特别喜欢张爱玲，还曾在《读张爱玲》一文中声称“中了毒”。两人的行文都如同古时女子密密细细的碎步，叫性急的人好不耐烦。
张爱玲晚年时曾在美国试着出书，但不是被出版商拒绝，就是上市之后销量扑街。出版社叫她改，她不愿意。
她又怎么可能愿意呢？
1942年张爱玲22岁，因为香港沦陷，辍学后的她去了上海，开始尝试卖文为生。两年后，张爱玲就进入了自己文学的巅峰期，在文坛红的一塌糊涂。收录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等中短篇小说的《传奇》一上市，就传遍街头巷尾。
有八卦说是张爱玲走过路边摊时，曾问过商贩：“《传奇》卖的怎么样？”
“太火太火，已经断货啦！”商贩如是说。
1.写作，其实玩的是心理学
有过这样资历的人，怎么可能接受出版商的摆布。但不改，就根本没法卖。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喜欢情节明快、冲突强烈的叙事节奏，显然张爱玲是个标准的反面教材。
另外，张爱玲写的故事都关于爱情，而西方最不缺的就是这个。不论她在中国有多红，在美国出版界都是一个新人，没有读者会为了张爱玲这个人去买她的书。在出版商看来，写中国的书，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有辨识度，才会有销路。
这个“特色”和“辨识度”就是要让人一看，就明白自己在看的不是本地的，也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的故事。
2.西方人喜欢看什么
这并不难做到，同时代的林语堂在海外出版的经历与张爱玲就是两极，不论是他的《吾国与吾民》还是《京华烟云》，在西方出版市场都是外国文学中的爆款。
为什么？
就看《京华烟云》。这戏赵雅芝演过，赵薇也演过，但她们演的虽好，也没有林语堂在书中写的好。女主角木兰的父亲在看了梁启超的“天足论”后，坚决反对给木兰缠足。这是西学东渐时，影响中国人实际生活的一件极具特点的事。木兰听从了父亲的话，但在心里仍然悔恨没有裹小脚儿。之后，又在发现裹脚的疼痛之后，满心庆幸。
这一起一落，一转一合，就让西方人透过文字触摸到了他们最好奇的中国事物——中国女人的小脚。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是有一些“特色”标签的。这些标签的形成都是在近现代，就比如小脚，或者“黄祸”。
所谓“黄祸”，说的是成吉思汗给曾给西方人西方人留下的心理阴影。
《京华烟云》描写的时代正巧遇上了义和团事件。一位马车夫向木兰绘声绘色的描述义和团的神奇：“他们先设神坛，点上蜡烛，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忽而神态有异……接着挥舞大刀，往自己肚皮上猛砍，但是皮肉不受伤”。
但与其说这是给木兰听的，倒不如说是给西方读者看的。东方的神秘和对“黄祸”的恐惧同时被激发了出来。刺激！
所以不管是写爱情，还是写乡土，只要想打进西方市场，辨识度与故事就同等重要。
聪明绝顶的张爱玲是不懂么？或许还是不愿吧。
3.张爱玲为什么写不出西方语境下的“真实中国”
早年的张爱玲是崇拜林语堂的。
她在1944年出版的文集《私语》中写道：“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不过，这崇拜却抵不过“同行是冤家”俗套剧情。
在张爱玲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销量扑街的同年，林语堂的《朱门》在美国大卖，冲进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天才并不是圣人，张爱玲心情怕是不会多好。
后来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到，朋友炎樱对她说 “ 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 没有林语堂出名”。她并没有直接评论这句话，而是写道：“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
言外之意，林语堂在中国人眼中是远比不过胡适的，只是二流人物罢了。曾经的“林语堂梦”至此结束。
显然，张爱玲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人对自身的认知，与西方人作为他者看来的“我们”，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偏差。而她，并不想去迎合西方人的趣味。
就像张爱玲所说，中国在“五四”之后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印象，却长久以来世代相传始终如一。在西方语境下，这个想象中的“中国”才是真实的。
张爱玲与林语堂在美国的不同境遇，映射出的是西方在“何为中国”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真实与想象的割裂。
4.是该迎合，还是放任割裂？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说：美国的白人家庭狭小而清洁，中国的生活广阔但不太讲究卫生，这是两个没有任何沟通的世界。
如果真的没有任何沟通，那不论迎合还是割裂，其实都无所谓的。但从赛珍珠说这话的20世纪初，中西两大文明就根本做不到互不来往。贸易把双方越来越近，但不同的文化审美，又让双方经常因为认知错位而矛盾不断。
如果林语堂现在仍在世，而且还是那个写作路子，恐怕就难逃“没担当”的批评，说不好还会影响图书在中国的销量。现在中国的消费体量，可不是能说扔就扔的。但张爱玲这种毫不变通，影响海外销售的做法也不切实际。
所以，还是要学一点林语堂——知道西方人想要什么，也能给得出；再来一些张爱玲——把真实塞进错位的想象里，试着扭转对方的认知误区。
这样一来，口碑和销量才能都赚到。
套用李维民局长的话：图书生意嘛，说白了，它就是个生意。
其实不仅是图书生意，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已经渗入到日常生活的时代，不论大小所有的生意，甚至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类似的情况。毕竟你会出国旅游吧，就算不出国旅游，现在在任何一个城市，也都会经常能碰到外国友人。
所以不仅了解外部世界的文化很有必要，更应该了解在“他者”眼中的我们是怎样的。这样一来才能知道对方是否对我们有偏见，偏见又源自何处，又该如何破解，进而避免在交流交往中产生矛盾，并赢得对方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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