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163

导语：

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说中华文化伊始便和鼎结下了不解之缘。鼎，高大、显赫、尊贵，在商周时期是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会脱口而出一些和“鼎”有关的成语、俗语，例如“一言九鼎”“人声鼎沸” “鼎鼎大名” “三足鼎立”“楚王问鼎” “问鼎中原” “鼎铛玉石” 等等。

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鼎的三条腿便是灶口和支架，腹下烧火，可以熬煮油烹食物。新石器时期出现黏土烧制的陶鼎，用于煮食物，最早见于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青铜鼎最早出现于夏代晚期，多为圆鼎，到早商出现青铜方鼎，商代中晚期方鼎数量大增。

青铜鼎出现后，除了作为坎器与盛食器使用于日常生活外，更多被用于贵族宴维、祭祀等重要礼仪活动。如果仅仅是用于煮食，圆鼎会更加符合要求，方鼎无论烧火或者取食方面都远远不及圆鼎，但是作为礼器，方鼎会由于其特别的象征意义而备受青睐。西周奴隶主制定整套礼制，规定森严的等级差别，以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由于礼制加强，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飨的器物，被赋予特殊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藏礼于器”。铜鼎的拥有和使用，成为奴隶主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

从夏代晚期到两汉时期，铜主要用于制作祭祀用器和兵器，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鼎则是重中之重，被当作“明尊卑，别上下”的标志。鼎在成为祭祀礼器之后，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具有国家政权和社稷的象征意义。《易经》有云：“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春秋时，周王权威下降，诸侯纷起。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意在取代周室，取得天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的故事。

汉武帝时，曾因得到一只鼎，而马上改年号为“元鼎”。诸葛亮也以鼎足立论为刘备指点江山：“先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中原可图也。”这一象征意义取决于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鼎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不仅是宗庙重器，也是王权象征，人们习以“定鼎”“迁鼎”之类词语，喻王朝之更迭，社稷之兴替。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从此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鼎的迁徙象征着政权的更送，只有拥有九鼎，其政权合法性才能得到确认。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王权象征和国家重宝，统治者往往以举国之力来铸造大鼎。

西周时期，不同等级贵族所使用青铜礼器的数量、组合各不相同，形成等级秩序森严的礼仪制度，而列鼎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历史记载，古代贵族通常用鼎来煮肉，把不同类的肉分用几个鼎来煮，熟后直接取食，因此古籍中有“列鼎而食”的说法，对不同的身份用鼎的数量有严格限制。列鼎是指形制、纹饰相同(或相似)但大小相次(或相同)的成组鼎。列鼎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工艺技术的进步有关，一模多范，从而使铜器铸造实现系列化生产成为可能。鼎因其意义重大，制作十分考究，使用也有着严格的程序和特殊的含义，据《礼记：玉藻》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元十三也。”考古发现可知，奇数列鼎往往与偶数列焦配合使用，如五鼎与四簋相配，七鼎与六簋相配，天子用“九鼎八簋”为最高规格。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鼎逐渐失去其礼器的神圣光圈。

“汉承秦制，揉以周礼”，进入西汉社会，周代一些礼仪制度还在延续，也是判断墓主人身份重要依据。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中“食官监”陪葬墓使用五鼎，东洞山楚王后墓使用七鼎，这应是周代列鼎制度的延续。但西汉列鼎的形制、规格已不像周代那样严格，鼎的形制也不完全相同。汉朝时期铁器大量推广，这时青铜器被铁器代替，铁的出现并未使鼎的使用衰落，相反这使鼎更加普及，鼎进入千家万户，它的王权象征意义逐渐失去，真正成为了饮食用具，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贵族使用，民间用鼎很常见。汉代鼎形状多是圆腹、两耳、三足，盖为圆顶，人们把煮熟的肉食盛在鼎里食用。

汉代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鼎的形式得以延续，后代的鼎通常安放在寺庙大殿前，既是装饰物，又是焚香容器。直到今天鼎在生活中仍随处可见，一是国家、政府在隆重场合铸鼎作为纪念载体，是代表和平、发展、昌盛的祥物，延续国家团结、统一和权威传统象征。二是民间作为礼品、包装和商标，用来象征吉祥如意，在家中也可摆设铜鼎，寓意一切将有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