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文学，我们需要承认审美，还需要承认审美的分歧。（胡适）曾经这么评价过李商隐“诗到李商隐，可算是一大厄运”，然则恰恰相反的是：这种全盘否定的审美态度才是文学理论的一大厄运。
（新文化运动启蒙人：胡适）
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是叙述审美，且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无数审美支流：有崇尚性灵的袁枚（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随园诗话》）；有复古的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有谈文质的欧阳修（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六一诗话》）；各家争鸣且莫衷一是。
（《历代诗话》收录南朝梁钟嵘《诗品》和唐、宋、元、明代的诗话共二十八种）
故而，别说是李商隐，就算是李白杜甫，也没被认定“十全十美”的诗作。因此，我们探讨胡适对于李商隐的批评，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则是审美的分歧，一则是历史的渊源。
古典叙述和西方意识流的审美分歧
前文提到，中国传统文学审美是叙事审美，即文章的脉络推进是以叙事的线索来推进的，所以有“起承转合”、“前后照应”的意象关联。
比如杜甫的《题张氏隐居二首》：
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馀寒历冰雪，
石门斜日到林丘。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
诗中出现的，如春山到涧道，石门到林丘，斜日到夜识等等，都带有叙事上的关联性、递进性，而古典文学审美的标准，就是在这种叙述性上对章法、字词上分衍的诸如“清新自然”、“细密婉约”、“豪放刚健”等多种风格。
而胡适所说的诗到李商隐，词到吴文英是一大厄运。实际上就是文学上的审美分歧，且仅是对李商隐、吴文英的部分意识流作品的审美分歧，同时呢，不是只有胡适一个人有这种分歧。
元好问解不了，但他只说了一句“只恨无人作郑笺”。（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三十首》其一）
同样的，梁启超能体会但是不能理解，所以他却承认了这种“审美的存在”。（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 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
然则到了胡适，他非但不理解，同时也无法接受，故此，他才说出了“诗到李商隐，可算是一大厄运”这种一刀切的话。
那么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即否决了李商隐诸如《天涯》、《登乐游原》等传统叙述的美学成就，同时也否决了《无题》系列的象征性美学成就，同时也因他的影响力，使得这种逼仄的言论荼毒巨甚---------不得不说，传统文学理论到胡适，可谓一大厄运。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以《锦瑟》为例，为何元好问、胡适、梁启超都理解不了？
就是因为诸如《锦瑟》系列的风格体系不是古典的叙事流作法，如‘庄生晓梦’、“沧海月明”、“望帝春心”、“蓝田日暖”等意象并不是由叙述中延伸的关联性、层次性，所以很多看起来就跟胡适一样，写的什么东西，支离破碎不成篇章:从锦瑟跳到庄子，从海上明月跳到蓝田玉？
本质上来说，《锦瑟》这首诗是李商隐借助于锦瑟而引发的意识流飘动，产生的一系列幻觉和遐想，因此，在意象的排布是等列的形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层次关联系、只有意识飘逸的等列递进性--------这在西方文学中叫做意识流。
初中语文课上有一篇非常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叫做《墙上的斑点》，节选如下，大家可以参看一下：
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那个斑点。我透过香烟的烟雾望过去，眼光在火红的炭块上停留了一下，过去关于在城堡塔楼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旗帜的幻觉又浮现在我脑际，我想到无数红色骑士潮水般地骑马跃上黑色岩壁的侧坡。这个斑点打断了这个幻觉，使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是过去的幻觉，是一种无意识的幻觉，可能是在孩童时期产生的。墙上的斑点是一块圆形的小迹印，在雪白的墙壁上呈暗黑色，在壁炉上方大约六七英寸的地方
李商隐是“西昆体”的罪魁祸首
不止是胡适，甚至于曹雪芹借香菱之口，也表示出了对李商隐的厌恶：
“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
为什么呢？除去之前提到的审美偏移，很大程度上，后人大多都是把李商隐当成“西昆体”的罪魁祸首罢了。
宋初诗多效仿晚唐诗风，尤其是偏好李商隐一家，但都只学到了李商隐索隐典故，词色绮丽的表面功夫，而那种西式的意识流、意象群的通感、对于文字的张力却一点没学到。
至“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字之仪，大名人）、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钱俶子）辈从而效之，以新诗更相属和；亿后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田况《儒林公议》）。作者十七人，以李商隐为宗，诗皆近体，竞崇典丽，“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四库提要》）；其弊则在“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六一诗话》）
《西昆酬唱集》
这些个穷极工巧，又没什么立意的诗作，自然会被后人反对，以欧阳修为首的一干诗人便开始了反动运动，而“被领袖”的李商隐，自然成了反动派最该打倒的一位。到此，才有了严沧浪所说的“学诗不作开元天宝一下人物”。
胡适的“管挖不管埋”
为什么说胡适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噩梦”？虽然，古典文学理论因“形而上”的总纲所限，显得散乱又不成体系，但是美学内核本身就存在于各种文学作品之中。
然则对于诸如李商隐、吴文英的这些划时代的美学趋向，胡适不能认同，但梁启超却可以认同（虽然也不理解）-------从这点谈，胡适对于西学最基本的意识流的理解都很有问题。
（胡适曾为清华学子开出来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目录》，并不为清华学子接纳）
那么，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中掀了“古人的桌子”，但又没完成、也没能力完成新文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如今文学中的诸多乱象，虽不是因胡适一人所致，但这种“挖坑不管”埋的“启蒙人”难辞其咎。
说一句“文学到胡适，是一大厄运”，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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