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词学已然成了博物馆陈列的什物。非但被束之以高阁,积年的灰渍也将它们掩裹的面目全非。然则作为古典文学的象征符号之一,倒也不妨碍它们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附庸风雅的谈资吟兴。

既言之“面目全非”,又确实不能以平常用度,而纯作为“词学票友”的普罗大众,要想追本溯源去一窥词学全貌,无疑是吃力又难讨得好处的。因此,诸如词话之类的二手饭显然是最容易提升格调的“伪装”了,说一句“人生三境界”,谈一手“词有境界”似乎就成了内行里手了-------时人与词话,大抵就是叶公与龙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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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么说确实稍显苛责,但我决然不承认是说错了。活跃在文界的国学掮客且不必多说,就算是名声特大的《人间词话》,认真算起来也并非学术著作,更谈不上学词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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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话理论皆是一家之言

《人间词话》我们先放到后面讲,先谈谈《词话》本身存在的问题。

所谓的《词话》,即是对词人掌故、词学流派、词学观念的论著。但词话、尤其是清代的词话,绝非是初学朋友的良师益友。先是,清代与近代交讓,又时号词学中兴,其中名家巨手与欺世盗名者都不在少数,各家论著的《词话》竟有百数之多,但大部分都旁兼掌故,漫无系统,虽然个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初学者也无力去大浪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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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一部辑录类词话《古今词话》

再者,文人之间的党同伐异是千古习俗,本位话语权之争在诸家词话中尤为明显,十之七八的词话作者都不能站在中立的角度去看待非本派词人的作品和理念,以“晚清三大词话”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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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开篇便说“尽扫陈言,独标真谛”。后又为推论“沉郁”的词学概念将黄庭坚标注成“门外汉”,非但偏颇,甚至为了独标一家而将“沉郁”的定义扩张的无边无际。

他如彭氏[孙遹]《词藻》、《金粟词话》、及《西河词话》[毛奇龄]、《词苑丛谈》[徐釚]等类,或讲声律,或极艳雅,或肆辩难,各有可观。顾于此中真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窃不自量,撰为此编,尽扫陈言,独标真谛。古人有知,尚其谅我。《白雨斋词话》引言。
黄九于词,直是门外汉,匪独不及秦、苏,亦去耆卿远甚。《白雨斋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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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也近乎如此,标举“性灵”为旨意,又吸纳王云鹏的理念形成了“重、大、拙”的作词范式,且不论“性灵”说的文学政治性,就其本身偏近凄艳的词风,就与“重、大、拙”相去甚远,如此之词话,能用来入门吗?

词能直,固大佳。顾所谓直,诚至不易。不能直,分也。当于无字处为曲折,切忌有字处为曲折。《蕙风词话》
词中转折宜圆。笔圆,下乘也。意圆,中乘也。神圆,上乘也。《蕙风词话》

作为“清末四大词家”之二的陈廷焯、况周颐尚且如此,何况是王国维与《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削足适履的引申考据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其大略旨意便是“境界说”,引申下来的“隔”与“不隔”即是王氏对诸家词作的评断标准。虽然王国维略为得意的表示“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但实际上王国维在体系构架的过程中,依然和陈廷焯一般无二的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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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推“自然说”极贬姜、吴二家,而极扬通志堂

《人间词话》有两个固定的负面模版:姜夔、吴文英;但实际上,在作《人间词话》之时的王国维,并没有对南宋长调形成一个正确的认知,甚至可以说此时的王国维仅是能理解文学中的“描白”,所以才会说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人间词话》

但文学修辞涵盖“赋比兴”,岂能单以“赋”能概括全篇?长调字数倍胜于小令,如果要“语语都在目前”那岂不成了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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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英词集

其次,王国维憎恶长调不喜姜、吴的偏颇之论尚能理解,但独为了推崇纳兰性德而矫作考据,却已经失去了词人本性了。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

徐乾学在纳兰性德的墓志铭上有这么一段:“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那这些俊彦都是谁?阳羡派主陈维崧,浙西派主朱彝尊,清初三绝之一的“顾贞观”------全是江南布衣,全是汉人文坛巨擘,所谓的“未染汉人风气”从何谈起?

王国维学术体系的前后矛盾

除去这些削足适履的东西之外,《人间词话》构筑的理论体系也被晚年的王国维自己打的支离破碎。

《人间词话》中对周邦彦的评价是非常低劣的,甚至是以‘娼妇’为比:但到了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中,却对周邦彦有了“词中老杜”的绝高评价。一曰“娼妇”,一曰“词中老杜”,这已非是前后矛盾了,而是整个观念的颠覆。

〖三二〗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人间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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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清真先生遗事》

至于晚年,王国维对于自己的《人间词话》也不甚推许,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里有龙榆生的某段话,即王国维对《人间词话》的态度是“深悔少作”;同时,其至交张尔田也提到过王国维“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的态度。

可以想见,《人间词话》这种学未所成、但惊为新的早年作品竟成王国维的代表作,恐怕静安先生复生也会痛心疾首吧?

深悔之少作却成了词学圭臬

《人间词话》成为词学圭臬的传名过程,其实也是令人玩味的:彼时成书之后,其实并未得到广泛的重视和认可,诸如朱孝臧等词坛领袖对《人间词话》都保持了沉默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不予理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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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恰恰是当时名声不显的《人间词话》,在今时今日却压过了更为著名的《白雨斋》、《蕙风》,独成为近现代的词学圭臬,当然,个中曲款也不便多言,传人尚在,这里也就只能说一句“穷经皓首不如开枝散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