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朝：是文化浩劫，还是古典文学最后的辉煌？|163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开篇写了这么一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恰恰是这种“标签化”的定义，使大家只记住了唐诗宋词元曲，却略过了古典文学这台大戏最后的收官之作-----清代。

时下，众网友在某些别有居心的言论影响下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只记得清代的“文字狱”、“剃发易服”、“嘉定三屠”，并且以“汉族正统”的身份视其为“窃国者侯”的大盗。因此，在谈及清代的文化成就时，大家不免如王氏书中所言的“后世儒硕”一般，对清代的艺术成就表示“鄙弃不复道”的唾弃，盲目的认为清诗，清词就一定比不过唐诗宋词。

（龙榆生为录陈子龙词集将清词选改成了“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自古以降，“薄近人爱古人”都是文学批评论的主流思想，不管是初唐诗的革新，还是唐宋古文运动，都是高举“继前贤而扫今弊”的大旗-----在这种“前人定法”的古典系统中，唐之诗，宋之词便占据了“开后人范式”的至高点。因此，“谈词必称宋，谈诗必称唐”的说法便成了政治正确。

但事实上，撇开清诗先不谈，清词却已然达到了“远超元明，比隆两宋”的高度。

当然，在类比宋清词之前，我们先需要了解词这个体裁的渊源。

“词”的前世今生

李清照常言“词，别是一家”，这个“别是一家”不单说的是词的体裁，同时说的也是词的音乐性。

在最初乐府诗中，句式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曲子自然不会这么整齐，所以在诗之外的地方，就只能用和声来过度，后来的人怕丢了和声部分的曲调，便在和声下面加了实字，成了长短句的形式------词之体裁到此也有了初步的面目。

《朱子语类》卷一四○:"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
杨慎的《词品》“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

但这并不能说宋词的起源就是如此了。大家都知道词和曲子的关系密不可分，甚至说乐曲才是“词”的主体部分--------那么乐曲都不同了，怎么还能谈的上传承？

国朝礼崩乐坏已成传统，时及唐宋，古乐体系自然消磨殆尽，因此，我们说的五代词也好，宋词也好，它们所依托的音乐体系既非前朝旧乐，也非“华夏正声”---------而是在隋唐时期，由琵琶调+番外胡曲混杂而成的新生音乐体系：“燕乐”。

谈完了词的由来演变，我们再来看看“词”在宋代的地位。

宋词的地位，其实就是“燕乐”的地位。前文提到“燕乐”由琵琶曲调搭配番外胡曲混杂而成（从胡曲两个字就能看出地位高低了），而“燕乐”又叫做“宴乐”，从名字就可能看出来这是酒筵歌席中的助兴乐曲；而词最初也是付于伶人歌姬在宴席、勾栏中演唱的。

伶人歌姬所唱，文人们怎么会重视？五代宰相和凝因为被人称之为“曲子相公”而愤怒烧词；到了宋代，就算是欧阳修这个段位的选手，也因为写“小词”而被人非议。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於汴洛。洎入相，专託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艷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
曾慥《乐府雅词》序:“：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纵然宋代词人不在少数，但文人们依然不肯重视词的地位，这点在文人的词集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能往高古上靠的，就高古，比如《东坡乐府》；又或者直接以词之别名称呼，如《稼轩长短句》，又或者直接当成生活乐趣不入正经文集的，如《醉翁琴趣外篇》-------心照不宣的是大家都在偷偷摸摸填词，但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

清代，词学真正的辉煌

依前言，宋代之于“词”这个体裁，既非初创、亦非收尾，甚至只能称得上是“初步完善”的时代，如果真说词学的巅峰时代，却是在清朝。

（诗坛泥石流乾隆）

全宋词共计两万首词作，增补1400首；金元词共计金人词作3572首、元人词3721首；明词两万首；而清代词竟有70万之多。虽然清代为时略近，保存下来的词较之前朝更为完整，但也足可见这三百年来，词学之丰茂。

诚然，两宋词学大家迭出：前有大小晏、欧阳修等人上继花间；中有柳氏“变旧曲为新声”、苏氏“别开一路”，后有清真定“雅词正统”、稼轩之“肆意横流”。但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大部分宋词并不耐读。

宋词正宗为周邦彦，但如今莫说外行对这个名字都不甚了了，就算是内行也鲜有人看的下去《清真集》；北宋诸家如二晏，欧阳修等人，风格主题皆不出南唐窠臼，甚至连作品都莫辨楮叶，同一词见欧阳修也可能见晏殊、见冯延巳；柳永倒是开慢词格局，但只偶见高章；苏轼拓宽了词家路数，却被李清照嘲笑“不葺音律”......说到李清照，她倒是有个臧否宋代词人的《词论》，其中除去周邦彦，几无人在李氏眼中，虽然目空一切，但已然无限接近真相了：

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历史的选择总是在优胜劣汰，作为旧学体系最后的一个休止符，清朝有能力，也确实是做到了古典文化的“完美收官”。

自吴伟业为清词揭开序幕之后，词人辈出，递主词坛，摒弃“音乐性”的束缚，诸家苦心孤诣，使得清词不单单是“词”的成就，更是整个时代的成就，唯有清代之词，达到了上附风、雅的地位，才是真正意义上能与“诗”并驾齐驱。

清朝三派，分属阳羡、常州、浙西。上接五代花间者有，如王世祯、彭孙遹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