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早期一个共同的思想认知。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是哲学家，第二是战士，第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春秋时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成为“贱丈夫”。
然而三次经商失败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少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是通过变法，变法中有一项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是：四分为业，即“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重点是，把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分“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大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对促进高品质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从而造成职业的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从小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把社会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比欧洲早了至少1000年。但后世朝代，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代替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民次之，工商业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士农工商”。
然而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国家，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农业，有的帝王还亲自耕种，身体力行带头示范。因为没有粮食老百姓肯定会造反，那对封建统治就会不稳，那怎么办呢？于是统治者就拔高农民的社会地位，但同时还要保证“利益集团”，也就是当官的权益。因为统治者要管理那么大的国家肯定要用这帮人吧。那统治者手里得有几把米吧，如果没“名”没“份”，谁还听你的。名是“名声”，“份”各位应该都懂得。
说白了“士农工商”其实是封建统治者加强国家管理的一种手段，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士”排名第一，“农”是第二“商”是最后。早在汉朝、晋朝、唐朝时对商人有很对行为上的限制，如不能坐马车、不能穿高档衣服，不能厚葬等。其实历代 “农”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商”则相反是有其实而无其名。
而实际上管仲最早提出的“士农工商”，是并举之意，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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