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词学”的发展，似乎一直都并非是顺风顺水，近曲子自隋唐五代而生，但专旨“艳科”，《花间》一集流宕斯极，流毒历晚清而不绝；清代冠以“词学中兴”，虽经三派迁演而使之上追《骚》、《雅》，但彼时歌法不存，声乐难度，纯赖文学生发而已。
唯抵两宋，词体初兴，礼乐皆备。于声乐而言， 乐家可以移宫换羽，自制新腔；于文体而言，名家作手皆能应作歌词。然则看似乐、文两昌盛之间，之于词体的推演却又不如“歌法不存”的清代，其中裹缠之茧丝，饶待梳理。
两宋词体之“别派”为一剧变
- 范仲淹塞外词开“别派”而戛止
北宋初年以二晏（晏殊、晏几道父子）、欧阳修最为名特，但彼时北宋词风几乎全续南唐遗产，晏殊、欧阳修与南唐冯延巳的词风几同源而未易。刘攽尝评晏殊词云“元献（殊）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中山诗话》）；陈振孙评欧阳修词则云“其间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直斋书录解题》），尤其《蝶恋花》数阙甚至乱入词集（详见拙文：词艺录丨论宋初词对南唐之继承，词人见‘互乱楮叶’的审美趋同）
晏几道晚出，但其风格依旧不出南唐藩篱，夏敬观《吷庵词评》评云“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
但在这种诸文人皆以为五代遗风为正宗的时段，其他词人偶然间的突破是遭到了非常大的排斥，晏殊曾面斥柳永云:“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当然，柳永受此讥讽，兴许有其文位鄙低的关系。但即便是文位高如范文正填不和潮流的词作，依然也被诟病。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
《渔家傲》选录其一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8，将军白发征夫泪。
此数阙《渔家傲》的风评，直到苏轼之后才才略有改观，宋后才得以平反。明人沈际飞评云“希文道德未易窥，事业不可笔记。“燕然未勒”句，悲愤郁勃，穷塞主安得有之。”（《草堂诗馀正集》）又沈谦云“小令中调有排荡之势者，吴彦高之“南朝千古伤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来风景异”是也。于此足悟偷声变律之妙。”（填词杂说》）
- 苏轼词之“自是一家”
词体以柳永制新腔而得以解放，叶梦得称：“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避暑录话》）；陈师道亦言；“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但这种变化仅限于“词体”而非字数。《艺苑雌黄》记云：“永对慢词创作之多，盖应乐工歌妓之请；而扩张词体，遂为词坛别开广大法门；虽内容“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
但真正让词的内容、体裁得到解放的人是苏轼，始于《江城子》一词，记云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对于此种突破颇为自喜，甚至在书信与朋友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苏轼文集》卷五三）”。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虽然确实是“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碧鸡漫志》），但《东坡乐府》中此类风格十不存一，大多依然多作“骫骳从俗”，胡寅所谓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词序》）则奉谀过甚了。随记苏词句如下：
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句（宋·苏轼）宋末尊“雅词”之衰颓
- 李清照《词论》与周邦彦集“雅词”之大成
苏轼称“自是一家”。李清照也有称“词别是一家”，二者虽然用语近似，但实际上迥然而异。苏轼所谓的“自是一家”是为了区别柳永的词风，而李清照提出的“别是一家”则是定下“雅词”的标准。
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词论》）
词因典重、情致、故实、铺叙而“别是一家”，但在李清照眼里的前辈诸人，无一能达到这种全盘兼顾的“正统”，除了同时期的周邦彦（也是李清照词论中唯一不曾提到过的人）。
说周邦彦词集雅词之大成丝毫不过分（详见拙文：谈李清照与周邦彦：目空一切的她，为何对同代的周邦彦只字不提？），可以说在周邦彦的手上，才完善了在二晏、秦、黄、贺等人所有的缺陷。以至于后世词家无一人不以为其抗雅词之顶。
宋沈义父云“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此所以为冠绝也。”（《乐府指迷》）；又陈廷焯评云：“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白雨斋词话》）；又刘肃评云“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真足冠冕词林”（陈元龙集注本《片玉集序》）
- 姜、吴词法传习与词学发展之停滞
自周邦彦将“雅词”的审美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世人始知填词之范式。逮至南宋诸词人，便多留意于词法传习。
沈义父《乐府指迷》叙吴文英之词法，其开篇便谈作词，而后有论词之起、过、结作法，咏物作法、造句、押韵之技法、以及其审美范式。（详见拙文：词艺录丨论沈伯时《乐府指迷》中词学技法旨要）
张炎《词源》则延续姜夔的审美旨意，其卷上论及音律宫调；卷下则分以字面、题材论叙作法。（详见前文：词艺录丨论姜夔《白石道人歌词》之声律、章法的特点）
吴、姜二人，一密一疏，又有词论传世，故于清真下能分笼后世词坛。但也正是此二家词论出，于声律之严考，于技法之慎密，后世雅词再无能出其圭臬处，故词学遂演成“家法之学”，纵观南宋，只辛弃疾由北而南，得传别派精神，殊为可惜。
这种“家法之学”的形成确实是能让人得以登堂，然则“取上得中”，但入藩篱之中便再难寸近。所以谭献诟病宗法姜、张的浙西词派便是如此。（《箧中词》：“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
结言
虽然可惜宋代发展缓慢，但这种踟蹰难前的境况恐怕也是时序的必然。词在宋代，本就是配乐而歌的，但因为燕乐的从俗属性，导致宋词只要不摒弃声乐就绝难达到诗体的高度。
故而，词学的发展便陷入了一个非常诡谲的循环：作为文体而言，“别派”显然是唯一一条生路；但词在宋代并非是一项独立的文体，而是依附于声乐的歌词；而到了清代，音乐的消亡使得词成了完全独立的文体，但彼时却无人能知“词之所以然”，只能亦步亦趋的自限于前人圭臬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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