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活百科王智的“非一人生”
从1978年11岁收藏两分钱一本的“小人书”开始，王智与非遗文化已经携手走过四十多年岁月。
王智家里，有占满一整面墙的书柜，上面整齐罗列了他的两千余本藏书。从纸张发黄的上世纪出版的经典名著，到装帧精美的21世纪文学作品，从科学探秘题材的杂志，到介绍围棋技巧的攻略书，王智书房里藏着半个世纪的历史。
王智收藏的部分小人书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被思想禁锢已久的人们，疯狂遨游在知识海洋中，社会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在社会大背景影响下，11岁的王智对知识的渴求也愈发强烈。刚开始看不懂别的书，王智就从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通俗读物“小人书”开始学习。2分钱一本的“小人书”，打开了王智探索知识的大门。
“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虽只有巴掌大小，却描绘了大千世界，由连续的画幅来描绘故事或人物传记。中国的连环画可以追溯到汉朝的画像石，北魏的敦煌壁画等，在马王堆汉墓的漆棺上就有用多幅图连续描绘的"土伯吃蛇"、"羊骑飞鹤"等故事。莫高窟的敦煌壁画中的北魏壁画有《九色鹿本生》、《阁肉贸鸽图》等佛本生故事。
被“小人书”里奇妙世界所吸引的王智，童年许多个下午都是在“小人书”摊上度过的。放学后省下4分钱的冰棍钱，也要跑到丰登路煤场旁边的小十字路口看两本“小人书”。有一次发现口袋没有一分钱，只有一两粮票 ，他和老板好说歹说，最终用粮票看了一次‘小人书’。
多年后，王智曾带着自己藏书中的300多本“小人书”，来到哑柏商家堡子的大槐树前“练摊”，重温80年代的纯真记忆。
王智在哑柏商家堡子“练摊”
1988年，大学毕业，王智被分配到西安群众艺术馆（现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老师一起下乡开展非遗工作。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条件非常简陋，作为中国十三朝古都、丝路起点的西安，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厚重，源远流长，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王智和老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区域都非常大。
年轻的王智和老师靠着“11号”（两条腿）奔走于城镇村落之间。要去远一些的山村，就只能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当时村里的道路条件很差，下车后，短短一点路他们往往需要走很久。提着笨重的三洋卡式录音机，装着满满一包一盘只能录半个小时的磁带，王智一直坚持着……
2000年，王智受邀参加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世界文化博览会，该展会吸引了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80多个友好城市参展，在布展和学习的一个半月里，看到别的国家和城市展品非常丰富，精致的民间艺术品琳琅满目，还有传统工艺、舞台剧、木偶剧、街道巡游等现场表演；而西安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城市，十三朝古都的展馆却显得单调逊色，展位上只有些摄影图片、铜车马和兵马俑复制品等，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挖掘程度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显而易见。
参展期间，王智每天早早就赶到会场，参观、咨询、记录、学习，东亚邻国对于文化的传承与敬重，让他陷入深思。在参加一些隆重的祭孔礼仪和其他文化活动中，韩国对孔庙的保护力度和韩国人的文化自信给了他很大的触动：非遗不仅蕴藏着巧妙的传统技艺，更传承着民族文化的优良基因。可在现代化的今天，我国很多非遗文化却面临着或失传、或无人问津、或束之高阁的窘境，这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失和伤害，保护非遗迫在眉睫。
回国后，已经结婚有孩子的王智，作出决定：赴韩留学。
王智的月工资只有300元，而留学一年要花费3万元，家人觉得他简直疯了。
2001年，王智成功申请韩国延世大学，背了100个小时韩语，带上一年生活费和学费，不顾外界的反对声音，启程前往韩国。
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特别受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收入也特别高。求学期间，王智半工半读教人汉语，在韩国教一小时汉语的收入，竟然接近国内半个月工资。
在短短一年时间中，王智和30名韩国学生、记者、企业家结对子互学语言。并在刚兴起的网络上阅读了大量非遗书籍，结识了大批世界各地热爱传统文化的朋友。
2002年年底，王智回国，并下定决心：“这一生就干一件事，挖掘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回国的王智，对于民族文化，特别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多了几分理解和关注。他逐渐认识到，非遗是基因，是文化血脉，保护非遗要从挖掘非遗的价值和文化内涵开始，从其根脉去探寻因果。他开始走进传承人的生存环境，走进传承人们的生活，传承人的心里……
从2003年开始，王智接过老师的担子，开始独自一人奔走于乡村之间。
此时，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普及，为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拓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数字化保护时代。为了方便今后的工作，王智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这为他日后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王智开始频繁下乡，进行民间艺术乡野调查。
2003年初，仪老厂老职工展桂生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高粱秆扎刻作品“钟楼”询问能否在群艺馆展出，王智的眼睛亮了。这件精致的心血之作推荐给媒体发表后，反响很大，许多民间艺人慕名而来，也有众多的热心市民提供当地的非遗文化艺术、传承人线索，西安民间艺人和他们的作品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3年9月，西安市第八届戏曲节，在已经积累了不少非遗文化产品的王智建议下，专门开投了民间艺术展，这些作工精巧的作品展出后一炮而红，很多单位和个人纷纷要求订制相关文化产品。
接下来两年时间里，王智熟识的民间艺人从50余人到几百人，西安群艺馆的民间艺术作品也占满了整整两个展厅。
王智也总结出寻找非遗的“小诀窍”。“根据人群、习俗、民谣、文学，甚至挖掘身边的人去调查，要有情怀，要尊重老艺人，了解他们的艰辛，才能走进他们的心里。”他和很多艺人都成了朋友，也留下了很难忘的回忆。
“民间艺人的生活条件真的太艰苦了，能做的是抢救非遗的同时，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2006年初，王智在群艺馆楼道碰见了打扫卫生的农民工赵大德。四十多岁的赵大德家在长安区小邵村，极其憨厚朴实。
赵大德无意中说起了，小邵村当地人过去会用布或草打一种当地人叫做“布绺绺鞋”的简陋鞋子。王智问他会不会。赵大德说：“会！我屋还有个旧打鞋的木头机子哩，我爷的爷那辈传下来的，不过现在会的人不多啦，我屋的打鞋机子正准备劈了烧柴呀！”
王智忙告诉他：千万别烧，有机会我看看。没想到，朴实的赵大德第二天就把祖传的打鞋机拉进了西安城，一到群艺馆满头大汗找到王智：“王老师，老古董来咧！”
赵大德说着就坐上打鞋机演示起了打鞋。当一把龙须草在打鞋机子上编成了一双充满了乡村气息的麻鞋时，
王智非常激动，拍着赵大德的肩膀说：“大德呀，别看你今天在打扫垃圾，但你明天就能作为民间艺术家登上大雅之堂！”
赵大德紧张的直搓手：“打个烂鞋就是民间艺术家？就我这两把刷子！要说打鞋打得好，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赵大德推荐的人是他的姐姐赵小明。赵小明是村里有名的巧手媳妇，打的麻鞋平整结实。
2007年5月，赵小明被邀请在碑林区博物馆传统民俗展示会上进行展示表演。围观的人很多，都表现出了对麻鞋的极大兴趣，有些见过这种麻鞋的老人很惊奇地说：“好多年都不见这种鞋子了，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了呢。”
现场有两个从广东来西安旅游的女孩现场要求试穿。鞋子一上脚就说舒服，而且很酷，很个性。当场掏出钱来要求购买。
赵小明回村时，有人尾随她回家并交了定金，一次订了几百双草鞋。这立刻在村里引起轰动，一时几十户人家都开始打鞋，这项本来少有人用的传统手艺成了小邵村的“一村一品”，不仅在西安销售，更拥有了北京、广东源源不断的长期订单，带动了小邵村经济发展。致富的村民给群艺馆送了锦旗，感谢王智和群艺馆对这门古老手艺的发掘和宣传。
小邵村麻鞋编织产品
此后，王智帮助小邵村将编制草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进行申报。这项本来濒危的技艺，便在王智的慧眼识金与大力帮助下，活了下去。如今打草鞋不仅成为非遗，而且带动当地村里的40余名妇女一起打草鞋贴补家用。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时代进程发展的很快，有很多非遗文化逐渐在消失，有很多非遗传承人被埋没在偏远的山村，有很多年纪已经特别大了。便需要深入农村，走访调查。非遗文化，展现的是老百姓的生活，需要深入生活，才能掌握生活。为了挖掘、传承、保护非遗，2003年至今连续十六年，西安非遗保护从起步到成立非遗保护中心，建立非遗博物馆，王智也从青年熬到了白头。他走过3000个村落，挖掘调查了5000多个民间艺人，用坏了数个数码相机、录满了几十支录音笔、录音录像照片填满了30多个硬盘、和志愿者一起收集了20000余件实物，整理出350万字的非遗濒危抢救项目传承人口述史……真正的做到了阅万卷书，行万里路。推动并见证着西安非遗的发展。
王智老师不仅常年奔赴在抢救非遗保护的第一线，还致力于非遗的宣传和保护。仅在2017年，王智老师关于非遗保护的演讲就开展了103场。他反复提到一句话“人人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
是的，非遗具有深厚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非遗保护不是某个人的事，也不是仅靠政府出资保护的，而是需要全民去了解，去传承。
作为多年奔走在非遗保护第一线的工作者，王智对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有着自己的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是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文物，它的传承往往是动态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现在有许多非遗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老一辈传承人已是耄耋之年。同时，如何维持生计也是众多非遗传承人面临的问题之一。
王智与非遗传承人有着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或辛酸或感人，也正是它们一点一点淬炼出了王智内心的铜墙铁壁，让他无数次在打击与痛惋之后站起身来，继续自己的非遗之路。
2006年王智去周至县几个村调研，准备去八家庄村寻访“牛斗虎”传人赵明老人时，结果车行至鹿马村迷了路，在这个传说中赵高指鹿为马的村子，他找不到方向，迷茫中，他给赵明老人打了电话，电话里赵明老人说：“就在十字路原地甭动，等着。”
不一会，七八个中年人和小伙子每人开着一辆摩托车来接他，事后，他才知道这些全是赵明老人的儿子、侄子和孙辈，于是，他的车前面有四辆摩托开道，后边、两旁各有摩托簇拥着进了村。王智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如同国家元首般的待遇。
赵明老人用周至特产猕猴桃和大捆啤酒热情的招待了王智，并为他展示了赵氏家族秘不外传的功夫社火“牛斗虎”：几只牛行走在山林中，突遇一只“猛虎”来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后“老牛”长哞一声，用力将两角向“老虎”顶去……只见“老虎”为吃到“美餐”奋力厮杀，“老牛”为保护小牧童越斗越勇，最终，老牛的尖角让“老虎”带着累累伤痕而逃。
“牛斗虎”由五人表演，其中两人演牛头牛尾，两人演虎头虎尾，一小孩演牧童。赵明老人告诉王智，30多斤重的牛头、虎头是需要多年的红拳功夫才能舞起来，并且一耍就是几个小时，它比南方的舞龙舞狮动作难度还要高。赵家小孩从小跟着大人练红拳，小时候演牧童，或跟着打旗子、敲锣鼓，再大点练牛尾巴，长大后能练老虎头和牛头。在王智老师推荐下。“牛斗虎”多次参加国家、省、市的各种文化汇演。
2013年为了做赵明的口述历史，王智告诉赵明老人，要至少来20次，老人爽快的答应了。没想到后来再去时，老人突然得了脑梗，从医院回来就下不了床。
2014年，王智带着志愿者在老人病榻前勉强做完口述史后，老人永远地离开了。
还有许多非遗传承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去世，临走时，他们还嘱托家人，一定要把资料交给王智。
无数相遇与离别中，王智对自己与非遗传承人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非遗传承人的理想是传承非遗，而我的理想是帮助他们传承非遗。我与非遗传承人的关系，是文化共同体，是生死相依。”
秦汉战鼓的传承人黄建明曾带着生死状来找王智。由于秦汉战鼓生性刚猛，不受年轻人喜爱，黄建明的鼓队一直后继无人。后来又因为一名老人在打鼓过程中心脏病突发去世，鼓队因此赔了很多钱，雪上加霜，不得不解散。在黄建明心灰意冷之际，有一个老人立了这份生死状来找他，说自己吃着救心丸和他学打鼓，死了就下葬，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从黄建明话语里，王智感受到非遗传承和生命有着密切关系。非遗传承，是在和生命赛跑，和时间赛跑，和城市化进程赛跑，和自己的观念赛跑。
与传承人生死相依，与非遗生死相依，几十年漫漫长路，“非遗”二字烙印于王智心底。岁月神偷偷走了王智的韶华青春，却偷不走一颗奉非遗若至宝的赤子之心。
近年来，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尝试，但是在非遗保护上，信息还不够畅通，保护经验也不能及时传输。
王智一直积极倡导建立西安本土的“非遗大数据平台”，用大数据科学分析西安未来的非遗发展。梳理那些非遗亟需保护，那些已经开发利用，在保护上少走一些弯路。
在这个快节奏时代，能静下心来钻研传统文化人并不多。但值得王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开始关心非遗文化，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寒暑假时，很多知名高校的大学生会和王智一起下乡采访民间艺人，整理口述资料，年轻人的热情与活力让王智看到了非遗的未来。
《王智非遗日记》走进非洲塞内加尔中非文化展
非遗工作几十载，头发几近花白的王智已经步入花甲。作为一位以守护精神、传承文明为己任的非遗人，王智是富足的，余生他将继续为非遗奉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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