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词称两宋,最为偏颇。须知千年词学之脉络,自宋而兴,至元明而凋敝,复又中兴于明清(明末),倘若立代于元明而谈词,独尊于宋词尚不有二论,但今时今日,我们已见词学之结局,并非身在“管中偏窥”的节点中,若再论及词学,便不宜定言“宋后无词”、或是“独尊两宋”-----不论是词学研究,亦或是词学爱好,皆是如此。

词于宋代要为草创

  • 北宋令词仅作草创

“宋后无词”这种说法大约始于近代王国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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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便是“宋后无词”的宗本之说,然实际上,词之一体虽然进宋而兴起,但于词体而论,尚未足涵养完毕之功。

所谓文体,需独立而成篇,要有独特的规格章约,即在形式上要完成固有的独立性。

予观宋词,自柳、苏之前,只是将诗句修葺入乐而成词,断无定体;且彼时所谓小词大多是文人娱兴所在,《北梦琐言》、《古今词话》中都有记载“和凝烧词”的掌故:

《北梦琐言》:晋相和凝,少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自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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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词乐不入高雅(“胡夷里巷之曲”),甚至都有将词乐比作郑声者,《东轩笔录》中有记王安国一事:

王安国性亮直,嫉恶太甚。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东轩笔录》

故此,北宋令词虽然发迹流广,但显然未曾满足词体的要素,所谓“诗之余”便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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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代慢词发迹要晚

李清照《词论》有“词别是一家”之说,此说中所谓“声乐”、“典重”、“情致”、“铺叙”等特质全能集显于长调。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李清照《词论》

因此,词能当成独立的文学体裁,便全赖于长调慢词,令词小调大为文体之补充(一如近体诗律,绝之辨)。然宋代长调之发迹,非但更要晚于小令,且就算自柳、苏开脉之后,尤是未登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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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乐虽然经过宋代百年蕴藉,因其声调流美动听早就大行朝野,虽然文人们有作歌词,但也是“阴奉其实,阳讳其名”(龙榆生说),即填的是词,但词集名却附庸风、雅。如所谓的“乐府”、“琴趣”、“长短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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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毛刻中有柳永《乐章集》、刘克庄《后村别调》等九种;王刻中有冯延巳《阳春集》、范仲淹《范文正公诗余》等九种;朱刻中有苏轼《东坡乐府》、黄庭坚《山谷琴曲外篇》五十四种等类,全是词作集结,但都不一而同的“各标雅号”。

  • 词之一体至雅词而始成

宋代之于词体的创立,周邦彦居功至伟。词之有周邦彦,如诗之有杜甫,书之有王羲之。(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清真先生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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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之前的名家作手,虽然诸峰耸立,但未“连成山脉”,词家成就不成体系而形态各异。自周邦彦之后,方有词体之章法,字词的法式,方才示人以可学之门径。《宋词举》中所谓:“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又沈义父: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而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乐府指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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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周词虽有词体创调开创之功,但确实少词体解放之力,非是周邦彦,我们纵观两宋,词之一体总归是被卑视之“小道”,故词于宋代,虽名家作手林立,但词之一体犹是草创之中,可以说兴盛,但不可以说巅峰。

清词之解放

宋后元时,词学凋敝。于雅词一脉,元代南北曲益盛而燕乐消亡,故不能以管弦而歌;于异体而言,彼时汉祚断续,文人为异族统宰,作文多有避讳,故悲愤不能宣泄,曲折不能尽准,两极皆断,故词学一脉近乎斯文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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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幸者,时隔两代,词学之文脉又得清代往继。前文所谓词不可独尊两宋、不可言“宋后无词”,全赖清词中兴。

  • 清代词体益尊

清代之词,虽然不能再付于管弦,但得益于西学东渐,使得词体复脱小道之列,“一时文人精力所寄,用心益密,托体日尊,俨然上附于《风》《骚》之列”(《中国韵文史》) 这种“托体日尊”的地位,在诸家词话中越发明显:

况周颐《惠风词话》中云“又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以还,大雅鸿达,笃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识者为之,莫不沿溯汉魏 ,游衍屈宋 ,以蕲上闚三百篇之恉。

其中“智者之事”、“上通雅乐”、“大雅鸿达”、“沿溯汉魏”、“以蕲上闚三百篇之恉”等词学阐发,唯见于清朝,宋代则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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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代词人愈盛

宋词涵养三百余年;清词亦涵养近三百余年。但正如前文所言在三百年宋词之中虽然名家辈出,但除去柳、秦、周一派之外,鲜能传续;而清代三百余年中,阳羡、浙西、常州三派各开法门地,递主词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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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清初作手王士祯、彭孙遹、毛奇龄等上接五代之哀艳;曹贞吉、陈维崧、顾贞观等人又嫡传南宋诸流,维崧胡海楼者更是欲世推“古今词家之冠”,兼综各体开前人未有之境界,词至迦陵处,当不逊天下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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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阳羡之后,浙西一派宗标尔雅,嫡传南宋;

谭献云:“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

常州一派特独“比兴”所托日尊,愈见高蹈。

“自古词章,皆关比兴;斯义不明,体制遂舛。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谭复堂词序》);

此三家词派介夫清代国势承平危微之中,以近三千余作手、八千余词作涵盖词体之无极,虽不过宋词之最高处,但阐发题材之风貌,接西力之思想皆能到宋词未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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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独尊两宋,亦不说“宋后无词”

综上所观,词学便不可独尊两宋,也不可说“宋后无词”。

宋词与清词之比,取《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北宋词与南宋词之辩考较为贴切,即“两宋词,下者在清词下,上者在清词上”、“清词下不犯两宋拙率之病;高不到两宋浑涵之诣”二语。

最后一提的是,如说学词,其实更不应先入宋词,盖年代去远,各种意象差池者甚,借物言情处下笔便假,故不能先学宋词;而清代隔年稍近,面目更详,同时流派分明章法显然,故更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