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人训练馆的场边,凯尔·库兹马跟我聊起了他在中国不断增加的商业合作项目。一个连锁的快餐品牌,将库兹马扣篮的照片放在了海报上,另外,他还跟另外一家饮料品牌达成了合作协议。我们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是美国当地时间10月3日,距离湖人启程飞往中国,还有4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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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伤病不能登场,但是库兹马还是会随队一起前往中国,按照原计划,在中国赛上海站进行期间,库兹马还有另外两个与中国厂商的合作项目会被宣布。其实早在新秀赛季,库兹马就深受球迷喜爱,而他在跟前辈科比吃饭的时候,就专门跟科比请教过关于在中国开拓市场的问题。

“我当时问了他很多问题,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库兹马说,“我问了科比他是怎么接近和融入到中国市场中的。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篮球,也涉及商业方面的开发。他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投入了很多钱。”之后,我还跟库兹马的商业经理聊了很多,主要的话题就是他如何将这位24岁的NBA球员,在遥远的东方国度打造成一位比在库兹马家乡更有名的球员。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我也计划在抵达中国后继续完成这个故事。

然后在24个小时之后,达雷尔·莫雷发了那条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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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开头跟库兹马的那次谈话,已经过去了9天。我坐在深圳大运中心边线外的记者席,敲下这段文字。湖人与篮网的季前赛半场即将打完,而我一度认为这场比赛会被取消。就在几分钟前,安东尼·戴维斯扭伤了右手大拇指,他在回到更衣室治疗后,宣布不会在后面的比赛中继续出战。而在终场哨吹响之后,湖人队就立马要乘坐14个小时的航班返回美国了。

我计划在当地时间13日的下午离开,但我关于库兹马的故事依旧只写了个开头。本来计划在中国赛期间与另外两家合作伙伴发布新消息的库兹马,在飞机降落后,就发现自己和湖人全队已经陷入到了舆论漩涡的中心。与此同时,所有的媒体活动也全都被取消,我没有办法再跟库兹马或者其他任何一位的球员聊任何事情。本来,这是一支备受期待的球队,人们有太多的问题想抛给戴维斯和詹姆斯,但谁都没有发声。

按照过去的节奏,在一个有比赛的日子里,主教练弗兰克·沃格尔会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回答媒体的问题,而球员们在赛前和赛后也会两次接受采访。但在中国的6天时间里——4天在上海、2天在深圳,任何一位球员、教练、管理层人员和联盟官员,都没有接受采访。上周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我隐约地意识到,莫雷的那条推特可能会成为我报道中的一部分,但我没想到这成为了我唯一能够报道的内容。

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我先跟着湖人去到了旧金山,采访和报道了湖人季前赛的揭幕战。在那里,詹姆斯时隔6个月之后再次踏上球场,他说自己很紧张;而戴维斯则首次穿着湖人球衣亮相,他聊了很多这方面的感受。当时莫雷事件已经发生,但谁都没有谈及关于火箭或者中国的话题。而那次采访,也成为他们最近一周内最后一次谈到关于湖人的种种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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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号下午5点44分,我正在飞机上,可能飞到了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而我的邮箱里收到了NBA官方针对莫雷事件的声明。几个小时候之后,篮网老板蔡崇信的公开信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事件,但当我们降落在上海,所有人都并未预料到之后的情况。

当地时间7号下午,篮网队这一天被安排了去访问上海的一个小学,蔡崇信按计划也会随队前往,还会在活动中致辞。虽然我平时都是报道湖人队的内容,但考虑到我是这次唯一一位来到中国的The Athletic的记者,所以我也计划参加这个活动。于是我早早地去上海城隍庙吃了馄饨做早餐,就在我闲逛的时候,电话响了,一位联盟的发言人打来电话,告诉我下午的活动已经被取消了。

于是,我们众多的美国记者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四处游览上海。我和ESPN的记者戴夫·麦克奈明以及《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塔尼亚·甘古利一起,去了上海的朱家角,那里被誉为“上海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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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从朱家角返程的路上,亚当·萧华总裁在东京召开了发布会,表态支持员工的言论自由。接着,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对萧华的言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都意识到,来到中国的第二天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放假了。随后,湖人的NBA关怀行动被取消,我和戴夫商量了一下,决定干脆走路返回我们自己住的酒店好了。

连续第二天在中国“无所事事”,也不能去采访和报道,我们大家都感觉有些沮丧。“好在,我们在这里玩得还不错,”戴夫一边叹气一边说。

到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开始担心,两场中国赛也可能会被取消。10月9号这天,我在香格里拉酒店拿到了我的采访证,然后我就到了街对面的利兹-查尔顿酒店,准备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发布会。按计划,两队的球员和教练也会出席。但我在路上却发现,很多人都把镜头对准了天上。

我抬头一看,看到了利兹-查尔顿对面的商场外墙上,一位工人正在拆除悬挂在那里的巨幅中国赛海报,篮网队的丁维迪只剩下了半张脸。这一举动传递出来的信息再明确不过:此时时刻,曾经是如此受欢迎的一个职业体育联盟,已经不再那么受到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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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天下午的发布会举办前的10分钟,一位NBA的官员走到了酒店的大堂,他告诉所有的媒体,当天的发布会取消了。随即,当晚的球迷之夜活动也取消了。在那一刻,我觉得中国赛已经“命悬一线”了。我没有跟那些还保持乐观态度的人聊什么,而是开玩笑地说,我的采访证将要成为一件无用的“收藏品”了。我还开始计划第二天晚上、也就是上海站比赛当晚去哪里吃饭。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写下了来到中国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标题就叫《比赛被取消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结果等我第二天睡醒之后,我的同事和其他几位同行都相继报道,说晚上的比赛会照常进行。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在等待官方发布比赛取消的消息,但直到最后也没等来。于是,我就又投入到比赛的报道当中。在比赛开始前3个小时,联盟的官员来到了球馆的媒体工作室,我和大家刚刚在桌子上摆好电脑,就收到了球员和教练不会接受采访的消息。

接着,球馆大门开放,球迷纷纷进场。几乎每一个球迷的手里,都拿着一面小的中国国旗。有球迷告诉我,这是在街上别人递给他们的,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为通常球迷们会带着荧光棒或者其他的加油道具进场,很少有拿着国旗的球迷。

莫雷的那番言论出现在中国国庆假期的最后几天,而在国庆那一周里,中国的国旗在这里随处可见,在利兹-查尔顿酒店的正门口也有一面国旗。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上海的每条街道上,就像美国的独立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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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跟着其他几位记者一起走到场馆外,去寻找这些国旗的来源。果然我看到好几位年轻人,正在往每一个路过的人手里递国旗。当我举起手机要拍照的时候,年轻人盯着我的眼睛,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随后的一切,就变得格外轻松。这是我第一次在比赛结束之后,不用朝湖人的更衣室狂奔而去。我也不用去“抓”着主教练采访。

上海的比赛结束后,我就踏上了前往深圳的旅途。10月11日,在上飞机之前,我拿了一份《中国日报(China Daily)》,这是一份在中国很有权威性的英文报纸。而在这份报纸的体育版面上,没有任何关于前一晚比赛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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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后,我们住进了深圳南山区的万豪酒店。当我们正在吃意大利面的时候,NBA的公关团队召集了一次电话会议。当时,我正跟戴夫以及塔尼亚在一起,这次我们达成了一致,三个人都认为之后的深圳站比赛一定会被取消。结果,我们又错了。NBA官方只是通知我们,未来两天所有跟媒体相关的活动都被取消了。不过,这次是联盟官方做出的取消决定。

在NBA的声明当中,他们说:“我们已经决定,在接下来的中国之行中,两支球队都不会接受媒体采访。他们目前正在国外,身处在一个复杂的、前所未有的局面当中,所以我们认为此时让他们现场回答一些问题并不公平。”

联盟的这一做法很谨慎,他们并没有限制球员们的发声,而且言论自由本身也包括什么都不说的权力。而我也认为,联盟并没有限制球员,这个决定也是球员们和球员工会讨论后的结果。如果哪一位球员觉得自己能够缓和NBA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或者觉得自己可以就这个复杂的问题表达清楚,那他们当然可以站出来说些什么。但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我们媒体的座位前停下脚步,跟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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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曾经发布过一个名叫《不只是一名运动员(More Than an Athlete)》的纪录片,这句话也成为他的准则之一。在上海和深圳,也能够看到很多他的球迷,戴着印有这句话的帽子,或是穿着印着这一句口号的T恤。而如果他真的想要让自己超越运动员的身份,那他本应该站出来说些什么。不过,他和其他湖人以及篮网的球员一起,在联盟的许可之下,选择了什么都不说。

我个人猜想,这种情况在未来的几天会发生变化。当然,湖人和他们的球员肯定还是会避免谈及这个话题。不过,每当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卸下防备,或许到那个时候,他们也会分享他们在这次旅途中的故事,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一样。

当我敲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中国赛深圳站打到了第三节。詹姆斯从更衣室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杯咖啡、一盒花生酱以及一个果冻三明治。他穿着湖人队的训练外套,还把外套的帽子套在了头上。听到现场球迷“勒布朗、勒布朗”的喊声,他把帽子拉得更低了,然后转身朝球迷挥了挥手。接着,他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唱起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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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跑调跑得厉害,我起初都没听出来他在唱什么。但听到那几句唱词,我才意识到他唱的是美国的爱国歌曲《天佑美国》。“上帝…保…佑…美…国,”他哼唱着,“我的……家,甜…蜜…的……家。”

我把这一幕记在了脑子里,这应该算是我这趟旅途当中,最接近采访的一个片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