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了解的波普艺术家：Keith Haring|163

“对我而言，我在地铁里的创作与标价几千美金的画没有不同”——Keith haring。

80年代初，美国纽约地铁的广告黑板上开始出现一种怪异的速成粉笔画，人们不能用确切的概念称谓它，有人鄙弃地把它叫做“涂鸭”。哈林便是“地铁涂鸦者”其中之一，除了在纽约、芝加哥、曼哈顿等地外，还远行国外，在比萨、悉尼、柏林、大西洋城、巴塞罗那等处的学校、医院、教堂、废弃建筑物上大肆涂鸭，有时他就直接站在垃圾、小便污泥中作画。

他的这种执着和疯劲，使他的涂鸭画名声雀起，很多人和媒体开始关注他的这种艺术，他的社会影响力大过了许多专业画家、影星、歌星等。他的名字叫哈林，凯思哈林（Keith Haring）。 1958年，凯思哈林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一个叫库茨城（Kutztown）的小镇长大，以后在匹兹堡做过一段时间临时工，便到纽约去求学和谋生了。

1990年，哈林32岁，因爱滋病并发症去世。哈林年轻时（1978至1980）在纽约视觉艺术学校就读，参加57俱乐部，乐于有关诗歌、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的幼稚创作和表演。80年代初，哈林20出头，精神百倍地开始了他自觉的艺术活动和追求。

哈林在地铁中作画，大都是白天交通高峰期，他作画时，常常有一个或几个观众在旁边看着。哈林画完后要走，有人会问：“你画的是什么意思？”哈林不正面回答，只是说：“那是你的事，我只画画。” 哈林不认为艺术的主题是先行的和由艺术家单方面确定的，艺术甚至可以没有主题。他只是一个存在者，一个信息源，哈林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媒介”，因此他忠实于自己的媒介作用，只是准确快捷地极富热情地将自己身心的瞬间感受或感悟表达出来。哈林认为这种偶发情境是让事物自己行动。

因此，他的画从不预先设定，不做计划，不画草图，大型壁画也不例外。哈林的这种艺术主张，使他的艺术创作有很强的表演性，哈林也总是寻找公共媒介物，如公园、名人的身体、柏林墙、教堂、医院、学校等有人和人多的地方进行涂鸭创作。这使他将创作和欣赏（交流）一并完成。在欣赏者的审视下进行创作，对有些人是一种压力，如芒刺在身；对哈林却是一种快感。

在一双双年长、年幼，男性、女性，聪者、愚者，同胞、外族的眼光注视下，恰如一种喝采。哈林似乎没有一件半途而废的作品（可能我们不知道），他总是能够得心应手地将他想表达的对象如数家珍地一一抖落，呈现在观众面前。哈林的创作是美国80年代青年文化的一种产物。

在艺术表现上，哈林热衷高度的抽象原则，具有极少限主义艺术的特征，又有极浓厚的象征、暗喻、神秘、卡通等色彩。

同时，中国的书法艺术也对他的涂鸭创作极有影响。哈林强调艺术的交流和参与，这使他对绘画的平面性（二维）感到了局限，不仅觉得它缺乏视觉深度，更认为它只是一种物质幻觉。于是哈林的艺术创作热情由二维的平面画转向了有三维空间感的雕塑艺术。哈林的雕塑创作从现成品开始。

这年哈林27岁。在哈林的雕塑作品中，《献给兰多伊斯的红犬》比较有名（该红犬作为一个具象符号，以后在哈林的其它创作中被多次使用）。兰多伊斯是一名教授，他于1825年创建了蒙斯特动物园，60年代后期，某财团因盖一座银行大楼而将它拆毁。哈林对此不满而愤慨。

他说：“《红犬》是动物园的灵魂，是兰多伊斯的灵魂，它从地下窜出来狂吠，对新的大楼进行抗议……”哈林既反对盲目的城市化建设，更反对人文建设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哈林还在这些作品上着色，使其更象玩具。在制作这些作品时，哈林也帮助工人切割和着色，安置时也帮助运输，这样使哈林觉得增强了艺术在生活中的真实性，他既有主人感，又有日常感。从这些思考的文化涵义和观念特征来看，它们是不适合普通人的情趣、智力、知识、教养和游乐的。它们具有某种仍然高高在上的文化和艺术的严肃性。

哈林出名后，极热心公益事业，他为1982年的反核集会，1985年的“解放南非”运动散发了数万张招贴画。他还积极参加“反爱滋病艺术”活动，创作了许多作品。哈林还在纽约和东京开设有波普商店。自1984年开始，哈林在世界范围内与电影、电视、绘画、时装、舞蹈、音乐等明星广泛合作，多方面介入各种社会事件和领域。与他合作的名人包括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比尔Ｔ琼斯（BillTjones）、格瑞斯琼斯（Grace Jones）、麦当娜（Madonna）等等。

在哈林染病期间，虽然他没有因为病患而痛苦，仍在充满生命爱意地生活和创作，并且由于死亡阴影的迫近，他的身心和感情变得更敏锐更直觉了。他能更微妙更内在地感到阳光照在脸上时的滋味。生活，因为死亡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但死亡毕竟降临了，艺术家也没有权利抗拒死神的召唤。1990年，哈林32岁时因爱滋病并发症而离开了这个世界。

哈林去世后，哈林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哈林身体的逝去而消失，相反，随着现代生活潮流的推进，哈林所代表的艺术和生活的前卫性正在世界范围被广泛地接受。哈林的作品出现在旧金山的贺年卡上，曼哈顿饭店的筷子包装纸上，奥利机场“援助无家可归者”的告示牌上，以及在澳大利亚的服装商店里，而日本的地铁里，年轻的卡通一代，更把哈林当作了他们的教父。一天，一个叫巴利布林德曼的学者问他5岁的儿子，他画的机器长出的线条是什么意思，他儿子鄙夷地看着他，仿佛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一样，然后得了满分似的说：“它们是基思的情感射线。”

哈林的视觉风暴来自外化在城市墙壁上那种动态和运动之中不受约束的能量，来自纽约普通家庭的全部陈设中那种生生不息的活力；凭藉历史遗留下来的、潜伏在社会潜意识中的象征物，哈林创造了一系列非常混乱的、痉挛般地聚结在一起的骚动的图像。潜伏的东西觉醒起来，它围绕着狂乱、变态和无理而旋转，揭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中生命和存在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