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朱元璋获悉占城国赴大明朝贡的使臣抵达京师已达月余竟无人搭理，不由勃然大怒，更令朱元璋怒不可遏的是在此期间竟然无人向自己报告这件事，于是，朱元璋立即下诏斥责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

胡、汪二人虽然表面上向朱元璋叩头谢罪，但是却不断向朱元璋暗示礼部才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礼部诸臣又辩解称早已将占城贡使抵达京师的消息上报给了中书省。

面对胡、汪二人领衔的中书省和礼部诸臣之间的互相攻讦，朱元璋更加愤怒了，于是他下诏将中书省右丞相汪广洋处死、将礼部诸臣下狱问罪。

得知汪广洋被处死的消息后，汪广洋的一位侍妾陈氏表示愿意陪汪广洋一同赴死。朱元璋派人调查后得知陈氏竟然是被罚没入官的奴婢，按照惯例，被罚没入官的奴婢只能赏赐给有功之臣，一介文官的汪广洋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纳陈氏为妾。所以，朱元璋又下诏将胡惟庸和所有相关官吏下狱问罪。

眼见胡惟庸被下狱后大势已去，涂节、商暠等人急忙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欺君罔上的罪状和勾结陆仲亨等武将意图谋反的阴谋。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并严禁后继之君复设中书省和丞相。

随着中书省被废除，施行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彻底终结。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宰相制度施行了一千五百多年，为何朱元璋登基后不久就能将其废掉？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维持宰相制度顺利施行的相权是如何被一步步削弱的。

秦代与汉代前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相权的巅峰时期，秦代的赵高仅仅说服了宰相李斯就将始皇帝嬴政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扶苏变更为胡亥，汉代的文帝遇到军国大事甚至要亲至相府问策（国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

但是，汉武帝登基后越来越感觉到“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的相权严重制约了皇权，所以，为了削弱相权，他采取了设置三公分相权、任命出身于寒门的官吏为宰相、以尚书代替宰相行使部分相权等措施。

这些措施实施以后，削弱相权的目的是达到了，可是外戚又迅速填补了因削弱相权而出现的权力真空，其结果导致了外戚王莽篡汉建新。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经过对王莽篡汉教训的总结，他不得不对嬴政始称皇帝的原因深表赞同，并且基于“权制独断于君”这一战国时期变法的核心，刘秀认为只有加强皇权、削弱相权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他正式以尚书台取代了相府。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 ，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而害今。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始皇本纪》

按照刘秀的构想，皇权加强后就能填补相权被削弱留下的权力真空，而拥有部分相权的尚书台将变成皇帝的秘书机构，如此一来，就不用担心王莽篡汉之事在东汉重演了。

可是，东汉时期士族势力的崛起阻碍了皇权的加强，拥有部分相权的尚书台又无力制衡外戚、宦官。这样，东汉就在外戚与宦官的相互争权中走向灭亡。

东汉之后的隋、唐两代代在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时无不将皇权加强的程度和相权削弱的程度过低，所以，隋唐时期通过三省六部制将相权分散到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将相权集于一身的程度。

到了宋代，相权被分的更散：二府（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分掌政事、军事，三司掌财权，又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同时还在朝廷上设立了考课院、审官院、审刑院等机构。这种情况下，宋太宗时期的宰相吕蒙正对曾就皇权与相权说了这样一段话——今陛下躬决万机，臣下止于奉行圣旨。臣常与同列等言，实知荣幸。

“奉行圣旨”四个字充分的说明了相权从汉武帝时期至宋代已被削弱到可有可无的事实，因为此时的宰相所能做不过是奉旨行事而已。

元代可以被看做是相权的回光返照期，依托朝廷上的中书省和分布在各地的行中书省，元代的相权几乎恢复到了秦代和汉代前期的水平，以至于元顺帝时期的宰相脱脱能率领百万大军同义军交战。

大明的建立，意味着相权回光返照期的正式结束。

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被任命为宰相后不久就展露出了自己骄横跋扈的一面，生杀废黜之事不经朱元璋自己就给处理了，内外奏章自己先看过后再上呈给朱元璋，发展到后来居然利用权势大肆笼络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等武将。

对于这些，朱元璋肯定是清楚的，因为大臣在家中因何事而发愁、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他都能知道的一清二楚，可是他居然忍了胡惟庸六年。要知道，朱元璋废掉胡惟庸的相位简直是易如反掌，所以，朱元璋对胡惟庸的隐忍不发不过是想通过欲擒故纵的方式来削除胡惟庸背后的相权和实施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

洪武十三年，随着胡惟庸的各项罪状陆续被人告发，朱元璋顺势宣布废除宰相、后继之君不得再设，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实施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掉。

综上所述，实施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之所以能在朱元璋登基后不久就被废掉，主要是因为维持宰相制度顺利运行的相权已经在宋代被削弱到可有可无和朱元璋对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胡惟庸的欲擒故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