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的外贸枢纽，唐朝时候设了一个官职，长期是太监独占位子|163

地处岭南的广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航海条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所言的“通海夷道”起点。至于隋唐，由于对外交往的扩大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东南海路在帝国对外经贸体系中的地位更趋重要，广州更是海上贸易的关键枢纽。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在广州附近的出海码头建“南海神庙”；唐天宝十年(751年)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说明了南海贸易在隋唐朝廷视野中的地位。

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的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广州是南海重要的外贸港口。除了一般意义的外贸，广州还是唐朝宫廷获取很多御用物资的渠道，紫檀、桐木、檀香、象牙、翡翠毛、青虫珍珠、紫矿、水银等新奇玩意，大都通过广州输往长安宫廷。

在盛唐时代，帝国的开放往往是一种单向度的，虽然“梯航万国来”，但唐人却鲜有赴海外者。长安对于海外贸易的需求其实更多出自于宫廷享受主义的需求和对海外异域的浪漫想象。

唐朝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广州地处南海，地理位置优越，开元天宝后岭南对外贸易日趋兴盛，吸引大批海外商人前来贸易。据《旧唐书》记载，“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唐大和尚东征传》亦记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唐朝持续繁荣的海外贸易，不仅为唐朝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更使岭南广州发挥着全国海外贸易的枢纽功能，“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唇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

唐前期，唐帝国在对外的交往中不在乎经济利益，长安需要的异域珍宝，还有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荣耀。故而，每有蕃商远洋来至，一切钱粮食宿皆由唐政府供给。朝贡贸易对于唐廷而言是财政上的亏损，当然朝廷不算经济账。

广东蕃舶

随着中后期唐王朝政治、经济的变化，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在藩镇割据、常规农业类型的财赋收入已经难以维持朝廷运转的情况下，对外通商的市舶收入在整个帝国财政体系中就显得非常重要，所谓的市舶收入主要指的是进口商品的关税。

唐朝以前海路贸易虽然已经兴起，但诸中央王朝却无一设置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和官员，大都由沿海诸州郡地方长官兼任。随着贸易中心转移和对外交流的扩大，唐王朝开始派遣市舶使管理海上贸易。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

开元中，“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有市舶之利”，促使了唐廷市舶使的设立。据《旧唐书》等史籍相关事件记载，最迟在开元二年（716年），唐朝政府已派遣选任市舶使管理海上贸易事务。由于海外贸易及国家财政需求的发展，最初的市舶使应是设于安南（交州），广州则在其后。

所谓的“市舶使”仅仅属于朝廷作为临时差遣的使职系统，而非正式职官，也没有与之配套的正式治理机构，这一点与宋代成为重要职能机构的“市舶司”有很大不同。

海上蕃舶

无论是从获取异域珍宝的宫廷旨趣角度，还是后期对海外贸易税收的倚重，唐廷对广州市舶使的选任都极为重视，“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最初，广州市舶使是由岭南节度使兼任。在唐代岭南地区“五管”体制下，广州市舶贸易的管理权属岭南节度使府，即广州都督府所有。广州市舶使属于朝廷派遣性质的使职，虽然有节度使兼任，但在节度使军政庶务繁忙的现实情况下，其具体事务则由广州都督府属僚具体负责，并无专门管理市舶贸易的政府机构和官僚。

后来虽然单独设立使职，但也只是一个监督地方官向宫廷进奉的督察官而已，“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直到王虔休出任广州市舶使之后，才对这一职务进行大力改革，使其渐渐成为实职。王氏的此次改革使市舶使有了文簿档案和固定的办公地点，独立行使职权，真正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而不是此前的“拱手监临大略”而己。

最初，广州市舶使由岭南节度使兼任，而后独立为专门的使职，大多是由朝官担任。但是，后来这一职务则成为宦官专任了。对于皇家而言，广州市舶不仅可以获取巨额商业税收利益，而且也能为宫廷搜罗“南海宝货”。

唐朝的对外贸易

唐廷任用宦官出任市舶使的做法，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自西汉以来，中原朝廷就有差遣宦官市物南海的传统。《汉书·地理志》中“粤地”条之下有一段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

从《汉书》中的这段记载，我们或可窥见汉武帝时代以后南海贸易的盛况，文中的“有译长，属黄门”，即指的是朝廷任用黄门（宦官）处理南海贸易事务。从汉代开始的这种贸易管理传统看，唐代之设市舶使，其最初动机还是为皇帝进献“御府珍宝”。之后由宦官掌管海外贸易，“大概更能保证利益落到天子的南库”，日后明朝以宦官主持航海事业，或许也是这种传统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