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建立之初，在行政体系的架构上沿袭了元代朝廷设中书省、各地设行中书省的的制度，但是在朱元璋看来，相权集中在中书省左、右丞相身上必定会对皇权形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乘满朝文武不断告发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罪状之机废除了丞相，并严禁后继之君复设丞相。

废除丞相后，相权的大部分都被集中到皇权、小部分被分散到六部，明代皇权的集中程度超越了之前的历朝历代。这样，皇权通过集中大部分相权的方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但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朱元璋的后继之君们却不断通过主动分权、被动分权的方式将朱元璋集中的皇权分出一部分给了内阁和宦官。

永乐时期，朱棣设立内阁，皇权中的最高决策权由洪武时期的皇帝独享变成了皇帝与内阁辅臣共享。

洪熙时期，内阁获得了票拟之权，最高决策权的大部分都给了内阁，皇权中的最高决策权就只剩下了批红与盖印两项。

宣德时期，为了使宦官拥有制衡文官集团的实力，明宣宗朱瞻基将批红与盖印之权转交给了司礼监。

部分皇权分给内阁和宦官后，皇权必然会被削弱，而这明显与朱元璋通过废除丞相集中皇权进而加强皇权的本意相违背。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本意是为了加强皇权，结果为何却会事与愿违？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朱元璋为保证皇权不被削弱所设立的权力制衡方式讲起。

这个制衡方式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皇帝制衡藩王、藩王制衡文官和武将。通过这种层层制衡的方式，人数和做事最多的文官就处在了权力的最底层、武将因立功后可以封爵而处在了权力的第三层、藩王因为制衡文官和武将的缘故而处在了权力的第二层、皇帝得益于藩王的助力而处在了权力的顶层，并且由于文官和武将无法绕过藩王威胁皇权、所有的藩王加起来也无法同皇帝对抗，导致藩王、文官、武将都没有削弱皇权的实力。

如果建文帝继位后能继续沿用朱元璋设立的权力制衡方式，那他很有可能不会失去皇位，他之后的大明皇帝也不用一再向内阁和宦官分权。可惜，建文帝继位后不久却在黄子澄、方孝孺等文官的忽悠下开始削藩。

削藩的过程中，建文帝一直沉醉于黄子澄给他描述的汉代平定七国之乱的故事，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愣是将靖难之役的性质由平叛战争变成了皇位争夺战，结果导致自己的皇位被朱棣夺走。

藩王朱棣成为大明新君后，朱元璋设立的权力制衡方式即告瓦解，以朱棣的文韬武略固然能避免皇权被削弱，但是随着下西洋、修大典、治运河、移京师等重大活动的进行，朱棣无奈的发现自己即使像父亲朱元璋那样没日没夜的干也处理不完越来越多的军国大事，所以，他只能通过与内阁辅臣分享最高决策权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负担。

朱棣驾崩后，新继位的明仁宗深刻的认识到将避免皇权被削弱寄托到皇帝的文韬武略上是一件相当不靠谱的事，毕竟不是每个皇帝都能拥有朱元璋、朱棣的文韬武略，所以，极富政治智慧的明仁宗先是通过任命镇守总兵官的方式提升武将的权力，接着又通过恢复三公和三孤衔、赋予内阁票拟之权的方式提升文官的权力。这样，他就能基于文官、武将相互制衡设立新的权力制衡方式。

明宣宗继位后不久就发现了父亲明仁宗设立的权力制衡方式有缺陷：武将因在永乐时期的国本之争中支持朱高煦而被明仁宗和明宣宗疏远，结果导致武将在朝廷上无法制衡文官；武将因镇守总兵官的设立而掌握了地方上的军权，结果导致在地方上文官无法制衡武将。

所以，明宣宗先是通过增加御马监权力、将批红和盖印之权转交司礼监的方式给予了御马监制衡武将掌控的五军都督府、司礼监制衡文官掌控的内阁和六部的能力，接着又通过在地方设立镇守文官和镇守宦官的方式使得镇守宦官可以制衡镇守总兵官和镇守文官。

如此一来，明宣宗向司礼监转交批红和盖印之权等行为的目的就清晰了，他就是想以宦官取代藩王来恢复朱元璋设立的层层制衡的权力制衡方式，但是，随着宦官王振成为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明宣宗的愿望彻底落空了。

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的权力伴随着内阁首辅制的确立和巡抚、总督的相继设立而不断增大。这其中虽然有着皇帝想文官做事必须得向文官集团分权的因素，但更多的原因却在于宦官势力和武将势力在土木堡之变遭受重创后无力制衡文官。

当明武宗通过宠信武将的方式来恢复洪熙时期文官、武将相互制衡的权力制衡方式的企图破灭后，明代的皇帝就只能通过向内阁和宦官分权的方式来维持朝政的平稳，如此一来，虽然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本意是为了加强皇权，但结果却只能是事与愿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