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三年，大宁都指挥佥事李暠，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其时都司之横如此。——《万历野获编》

这是《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发生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一件事，说的是大宁都指挥佥事李暠在路上碰到了对向而来的祁州知州李玉，由于李玉坚持不肯避让道路供李暠先行，结果导致李玉被李暠麾下的士卒当众杖打。

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发现以文制武并没有贯穿明代始终，至少在正统十三年之前，明代的文武关系是武尊文卑。

大明建立后，通过对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总结，并且为了保证朱家江山永固，朱元璋对帝国的权力架构为皇帝居于权力的顶层、藩王居于权力的第二层、武将和文官居于权力的第三层。

在这种权力架构中，藩王极为重要的一层，由于身负屏藩帝国和皇室、制衡武将和文官的重任，使得藩王的作用就是支撑皇帝居于权力的第一层、压制武将和文官居于权力的第三层的，所以，只有藩王的存在，才能确保朱元璋对帝国权力架构的稳定。

对于这种权力架构，皇帝、藩王自然都很满意，武将虽然于文官同样居于权力的第三层，但是由于可以立功封爵，所以武将对于这种权力架构也很满意。这样，对于这种权力架构不满意的就只剩下了既要面对武尊文卑、又要面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和藩王的文官。

朱元璋在世时，文官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打破这种权力架构，但是在朱标不明不白的病逝和朱元璋驾崩后，文官的机会来了。

在黄子澄、方孝孺等文官的忽悠下，朱元璋的后继之君朱允炆不仅不明白藩王是支撑皇帝、压制武将和文官的重要力量，反而认为藩王的存在对皇帝是一种威胁。所以，朱允炆登基后不久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削藩。

其实，当朱允炆的削藩引发了朱棣靖难起兵后，文官并不关心朱允炆和朱棣谁胜谁负，因为无论朱允炆和朱棣谁胜谁负，朱元璋的权力架构都将被打破，而这也是朱棣攻入京师后大量文官便立即投靠朱棣的主要原因。

朱棣继位后，由于失去了藩王的压制，文官的权力伴随着内阁的设立、获得票拟之权、确立首辅制一步步增大，但是，文官的地位比之洪武时期却没有明显的改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三：洪武时期明确对武将掌管军事、文官掌管政事做出了明确的划分；洪熙时期在文官权力一步步增大的情况下提高了武将的权力；宣德时期宦官开始被扶持以便取代藩王成为权力的第二层。

这三个原因其实文官也清楚，所以从明英宗继位开始，文官就开始了破局：正统元年，各边镇陆续设立了兼管军事的巡抚；正统二年，在兵部尚书王骥的指挥下明军击退了朵儿只伯；正统十年，王骥成为了麓川之役的明军最高指挥官。

虽然文官通过王骥打破了武将掌管军事、文官掌管政事的划分，但是由于武将权力的提高和宦官王振的崛起，文官依然要面对武尊文卑、处于权力最底层的现实。

正是由于这个现实的存在，所以才有了《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李玉被杖打一事。

在李玉被杖打一事发生的一年多后，土木堡之变爆发了，由于宦官王振成为了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所以宦官永远失去了成为权力第二层的资格；由于武将的中坚力量在土木堡之变中损失惨重，所以武将没有继续维持武尊文卑的实力。结果，文官成为了土木堡之变的最大赢家。

这种情况下，要说文官与土木堡之变的发生没有一点关系我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的，所以，《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李玉被杖打一事完全可以被看做是土木堡之变的成因。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你这是阴谋论，没见文官在土木堡之变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其实，如果没有《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另一件事，我也相信土木堡之变是砸到文官头上的一个巨大的馅饼，但是，在看到这另一件事后，我个人更加确定李玉被杖打一事就是土木堡之变的成因。

往时浙弃牛性者，官副总兵，上揭张永嘉相公，自称“走狗爬见”。其甥屠谕德应峻耻之，至不与交。然此右列常事耳。江陵（张居正）当国,文武皆以异礼礼之，边将如戚继光之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察”。——《万历野获编》

如果没有文官在土木堡之变后全面掌管军事和政事、如果没有文官在土木堡之变后将武尊文卑变成了以文制武，如果没有宦官在土木堡之变后永远无法成为权力的第二层，牛姓副总兵会向张永嘉自称“走狗爬见”、戚继光和李成梁会向张居正自称“门下沐恩小的”吗。所以，《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李玉被杖打一事就是土木堡之变的成因，《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牛姓副总兵、戚继光、李成梁在文官面前谦卑的自称一事就是土木堡之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