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番外篇，我们把时间从史前一下子调到了17世纪，而且我们这次的目的地不再是埃及了——让我们飞去意大利吧！
因为在那里有一个牛人很值得身为埃及粉的各位同学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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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下这个牛人所处的时代背景。
我们前往的这个时代正值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尾声，罗马天主教廷尽管依然是欧洲权力最大的机构，但人们对科学的渴望正在撼动它的王座。
从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教皇（Pope，用来称呼罗马天主教廷最高统治者的名词，现在更多被翻译成“教宗”）的统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快要撕裂欧洲大地……
马丁·路德，这个从小就皈依了天主教并且是修士出身的德国人，最终却因为看不过眼教廷的腐败和贪欲，而走上了和它对着干的道路。
插图：马丁·路德（1483-1546）（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在路德所处的时代，罗马教廷已经由一个纯粹的信仰机构演变成一头贪得无厌、穷奢极欲的巨兽。
路德提出了他的“三个唯一”信条：唯上帝，唯信仰，唯经文——换言之，你们没资格自称上帝的代表，我们不需要教廷来引领我们的信仰之路。
路德成为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长期受到教会压迫的欧洲人开始奋起反抗，并呼吁让基督教褪去浮华的外衣，回归其最初的纯洁状态。
正是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基督教）诞生了。
而基督教本来受到罗马帝国的严酷镇压，但是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在临终皈依了基督教后，它便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反过来迫害起别的宗教信仰来了。
罗马帝国灭亡后，经过几次历史事件和命运的造就，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自称为基督教在世界的唯一正统，并统治欧洲大地上千年。
传说耶稣的门徒圣伯多禄（Petrus）——即《圣经》里的彼得（Peter）——是在今天的梵蒂冈殉教的，而罗马天主教教皇就是传承了他的衣钵，因此梵蒂冈发展成了天主教的中心，而教皇的宗座则设在圣伯多禄大教堂。
圣伯多禄大教堂至今仍是世界各地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朝圣目的地。
插图：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教堂及圣伯多禄广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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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大的时代背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阿塔纳修斯·基彻（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Kircher也被译为基歇尔或者珂雪或者柯尔彻）就生于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插图：阿塔纳修斯·基彻（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和马丁·路德一样，他生于德国，1602年5月2日，他诞生在今天德国境内一个名叫布科（Bucho）的地方，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关于他的童年我们不大了解。
1614年他进入了位于福尔达（Fulda）的耶稣会学校，当了一名见习修士。
这里又要说到这个时代，正如我们所说，罗马教廷统治欧洲那么久，而且不断镇压异己和各种科学，因此教廷本身就成为了当时很多知识的掌控者。
而成立于1534年西班牙的耶稣会，则是从属于罗马教廷的一个比较进步的组织，它把教育和培养更多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视为己任。
插图：耶稣会的徽章（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很多的大学者都是耶稣会成员。这些人的宗旨虽然都离不开为教廷辩护，但他们对学术本身的热诚也是毋庸置疑的。
插图：位于罗马葛苏（Gesu）的耶稣会教堂（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在当见习修士期间，基彻好学的性格已经表露无遗了：他学习了希伯来语，哲学和神学，他甚至对火山的形成产生了兴趣——在当时这可是再冷门不过的课题了。
但是基彻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1622年，宗教改革运动波及到了他学校那片区域，而基彻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于是他选择了逃亡。
在逃亡过程中他不止一次遇到了生命危险，比如在走过一条冰封的河流时差点掉到水里淹死，而且他还曾被一群狂怒的新教徒士兵（支持和不支持宗教改革的人，双方那时都非常狂热，欲将对方杀之而后快）抓住，差一点就被送上了绞刑架……
随后的几个年头里，基彻辗转于德国的几座城市。他在乌兹堡（Wurzburg）当老师教授数学和希伯来语，他的兴趣爱好也越来越广泛，他还操办过一场烟火表演并展露了他在机械学方面的天赋。
1628年，他当上了神父并成为乌兹堡大学的伦理学及数学教授，这时他还涉猎了叙利亚语。
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博学的基彻对另一样东西产生了兴趣——埃及学，或者应该说是一种不太科学的埃及学吧，而这兴趣将跟随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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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学术界是怎么和埃及扯上关系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个中情况太过错综复杂并且也不是这次的重点，但芹菜还是简单地说说吧。
那时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研究一堆叫做《赫尔墨斯文集》（Hermes Corpus）的东西，这些文集的内容颇为晦涩难懂，而大家认为文集的作者是一个叫做“赫尔墨斯·提斯梅吉斯图斯”（Hermes Trismegistus，意思是“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的圣人，他出生在古埃及，是比摩西更早的先知。
希腊神话里的赫尔墨斯（下图中中间带帽子手持蛇杖者）是个神使，结果被和那个“三倍伟大”的同名者扯上了关系。
插图：希腊神话里的赫尔墨斯（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其实古埃及的智慧之神透特才更有可能是赫尔墨斯·提斯梅吉斯图斯的原型。
插图：智慧之神透特（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当时很多学者认为埃及是世界上一切智慧的发源地，所以就义无反顾的投身到对这个课题的研究里去了。嗯，我们的基彻也赶上了这个潮流。
由研究《赫尔墨斯文集》而衍生出的赫尔墨斯神学（Hermeticism）成了一股学术风潮，这门神秘的科学里面包含了哲学、占星学和炼金术等等范畴。
下面这张当时的插图中，一位魔法师用其肢体语言演示着《赫尔墨斯文集》中的一句名言：上如此，下亦然（As Above, So Below）。
插图：赫尔墨斯神学插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以后的讲课中我们会发现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古埃及精神。（是的，没错，芹菜又在挖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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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我们的基彻吧。
他在乌兹堡大学任教到1633年，一支新教军队打来了，他只好再一次逃离，这一次他选择离开德国，去到了法国的阿维农（Avignon）。
在这里，他的资助人尼古拉斯-克劳德·法布里·德·佩瑞西（Nicolas-Cloude Fabri de Peirese，天哪这个名字敢再长点吗？？囧）非常鼓励他继续深挖埃及学，还支持他去研究圣书体（也就是埃及的那些个象形文字）。
这位慷慨的资助人把他介绍给了阿维农的教皇使节——弗朗西斯科·巴贝里尼（Fracesco Barberini，1597-1679）。
插图：弗朗西斯科·巴贝里尼（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个巴贝里尼可不简单，他是一位红衣主教，还是教皇乌尔班八世（Pope Urban VIII）的外甥，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及艺术爱好者，资助和保护过很多学者。
顺便提一下，乌尔班八世可以说是个毁誉参半的宗教领袖，他铁腕无情，不惜动用重兵大举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他的政治玩的也很出色。他在位期间为了稳固教廷而采取的手段却激起了欧洲各国的反感，并最终导致后来教廷势力的衰落。
但对于拥护自己的学者和艺术家，乌尔班是个慷慨的庇护者。
巴贝里尼和乌尔班八世和伽利略被审判的事情有莫大的关系，不过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插图：教皇乌尔班八世（在1623-1644年任教皇）（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巴贝里尼帮基彻谋得了罗马学院里的一个教职，让他去当数学教授。
弗朗西斯科·巴贝里尼很关心基彻的埃及学研究，他还专门向学院的执事们打招呼，让他们别安排太多工作给基彻，好让他能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圣书体。
基彻深信圣书体是“魔法符号”，能揭示赫尔墨斯·提斯梅吉斯图斯的“原始神学”和“神圣的智慧”。
但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基彻并不认为这些所谓的“原始神学”是和基督教信仰脱离的；反而，他认为这是基督来临之前的“预言”。
把埃及学研究套进一个基督教框架内，这是当时大部分研究者的做法，也是我们理解这些研究的大前提。
1636年，基彻荣升罗马学院的老大，他埋头于研究、学习和写作，花了大量时间尝试破译圣书字。
基彻还搜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标本和古物，他的藏品成为了欧洲第一所博物馆的核心馆藏：这就是成立于1651年的基彻博物馆（Museum Kircherianum）。这个博物馆1915年被意大利政府关掉了，里面的展品也随之分散到了各地。
插图：基彻博物馆，它是包含在当时的罗马学院里的（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作为罗马学院之首兼博物馆馆长，基彻的名声在学术圈里极大，“见一见基彻”成了有钱人和名流的必修课，这个超级巨星的知名度可能和现在的巴菲特差不多。
最有名的基彻传记作者——英格力·D·罗兰（Ingrid D.Rowland）这样写道：
“在十七世纪到访罗马的人都想去看看一位堪称艺术与建筑学‘活招牌’的人物。这个‘活招牌’正是阿塔纳修斯·基彻神父……他是整个耶稣会最有名的人。”
就在基彻博物馆落成的1651年，基彻还在负责建设罗马城内另一个地标建筑：纳沃拿广场（Piazza Navona）上有名的四河喷泉（the Four Rivers Fountain）。
著名的建筑与雕刻大师贝尔尼尼（Bernini）负责了这座喷泉让人叹为观止的底座。
说到贝尔尼尼，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是举世公认的一位建筑学及雕刻天才。他引领了巴洛克雕塑风潮，在许多学术领域也有造诣。
贝尔尼尼的建筑学杰作为数众多，其中就包括我们在本文一开头看到的圣伯多禄广场。有句话这样说：“提及戏剧无人不谈莎士比亚，提及雕塑则无人不知贝尔尼尼”。
插图：贝尔尼尼（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说回到贝尔尼尼负责的这个底座，这底座承托了一座埃及方尖碑，而埃及粉基彻（错误地）认为这个方尖碑来自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古埃及的太阳之城。
今天，四河喷泉及其上方的方尖碑成为罗马城内一大热门景点。
插图：四河喷泉及其上方的方尖碑（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美得让人屏息的四河喷泉夜景。这个底座本身就是一件雕塑杰作。下图中坐在石头上的是河神冈格斯（Ganges）。
插图：四河喷泉夜景（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事实上，这个方尖碑是罗马帝国皇帝图密善（Emperor Domitian，公元51-96）下令从上埃及的阿斯旺挖出来，运送到罗马并树立在当时的战神广场上的。
基彻当然不知道这些（他也没有任何可以考究的资料，所以这不能全怪他）。他一根筋地相信是罗马皇帝卡拉卡拉（Emperor Caracalla，公元188-217，这个卡拉是个皇帝，不是条狗）下令把这个方尖碑由赫利奥波利斯运到罗马来的。
基彻和贝尔尼尼为这个工程紧密合作了几年，为的是在一场教廷大赦典礼中让它顺利揭幕。这说白了就是一场反宗教改革的宣传活动。基彻（运用自己的学识和方法）把这根方尖碑彻底研究了一次，还为此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庞菲利的方尖碑》（Obeliscus Pamphilius），看书名就知道，基彻想把他送给左凡尼·庞菲利（Giovanni Pamphili），也就是教皇圣洁十世。
圣洁十世（Pope Innocent X，也译作英诺森十世）是乌尔班八世的下一任教皇，他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政客之一。他搅动了英国内战，还为了财政问题和法国教会纠缠了很久。
插图：教皇圣洁十世（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这本书的扉页插图上，是飞在半空的赫尔墨斯拿着一张图纸，正在向坐在下方的一位女性角色讲解。
插图：《庞菲利的方尖碑》一书扉页（图片来源：Robert Bauval and Chiara Hoh
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破译这个方尖碑上的圣书字的含义——在现在看来当然是全错的……
但是基彻毕竟尽力了，他在那个几乎没有任何可靠考古证据的时代，应该说甚至真正的考古学都还没诞生的时代，就感悟到了埃及文化的伟大并投身于她的怀抱。
另外，基彻虽然完全曲解了圣书字，但他有一件事很厉害：他认为科普特语（埃及的基督教徒说的一种古语）肯定与古埃及人的语言存在血缘关系，这已经得到了现代学者们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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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埃及以外，基彻对中国也是非常感兴趣。
虽然很向往，但基彻从来没有踏足过我们中国，可是他曾写了一本非常出名的有关中国的书，那就是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China monumentis），这本书就像是百科全书和山海经的合体，里面包罗万象，有靠谱的，也有非常非常离谱的。
下面这张是这本书里面附的绘制得非常专业、严谨的中国地图。
插图：中国地图（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还有就是听来中国传教过的传教士讲故事，还有看他们从中国带回去的画作，再加上神奇的联想（没错这是最重要的成分），所想象出来的一些东西，比如一些很神奇的动物，加大号松鼠，会飞的绿毛龟blablabla的。
插图：巨型宠物松鼠（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插图：会飞的绿毛龟（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而有意思的是，现在有很多坚定不移地认为埃及祖先是中国人的一群人，把这本奇幻与现实相结合的书里的一些内容当作很重要的证据，关于这一点实在是让人很无语。
插图：基彻绘制的传教士利玛窦和明朝官员徐光启（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虽然基彻的学术观点在今天看来显得落伍和过时——如果还不足以用“怪异”来形容的话——但我们应该看到，他是如此热爱学习，对一切都有充满了好奇心，只不过是身处的时空掣肘了他。
基彻在后世被认为是与达芬奇不相伯仲的博学家，被誉为“一百门学问的大师”、“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学者”，在这一连串头衔后面，我们还应该加上这个：“第一个埃及学家”。他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埃及粉哟。^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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