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自诩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习惯了万国来朝，从没有想到会走出去向“蛮夷”学习。专门负责“打脸”的晚清时期，清政府史无前例地派出了几拨官员集体出访外国。最重要的有三次，一次是美国人蒲安臣率领的外交使团；一次是海外游历使集体赴海外；一次是五大臣出洋。三次出洋考察，是忸怩作态，还是抱诚守真，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带领三十人的清政府代表团自上海启程，前往美国旧金山。团长竟然是一个美国人。此举标志着中国走向世界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由于长期封闭的原因，当清政府想真正出洋考察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带团人。此时恰好正值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期满回国。经奕上奏，清政府认为可以尝试。
在蒲安臣使团中，有四位官员协助其工作，除了两位协理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Brown）、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E.de Champs）外，便是清政府的两名总理衙门官员，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由此配置可以看出，中方官员待遇比较低，话语权相对较弱。剩下的二十多人多是同文馆的年轻学生。
蒲安臣使团
这个开天辟地的使团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俄国等多个国家。不幸的是，中途在考察俄国期间，蒲安臣因病去逝。使团化悲痛为力量，又继续走访了瑞士、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典、普鲁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国。全程历时两年八个月，于1870年10月18日回国。
此次考察是睁眼看世界，对于个人来说，真正的效果只能说是开开眼界、锻炼队伍。蒲安臣在死前一直独揽大权，中方官员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出发前，总理衙门给蒲安臣诸多限制条件，如遇到重大事情都要与中国官员“和衷商酌”，并及时向总理衙门汇报，然后“逐细告知”，但蒲安臣根本不听那一套。最耻辱的是，蒲安臣与美国私自签订协议《中美续增条约》，中方官员直到签订仪式开始时才被告知，匆忙中就签字画押了。清政府被搞的也很被动。中方官员平时基本就负责观光、游览，吃好喝好玩好。这些官员第一次出国，看哪都新鲜，自己又不用担什么责任，自然也落得个轻松。关键时候，代表清政府出席活动签字画押，就相当于橡皮图章的作用。
开眼界自不必说，志刚在法国看过新玩意——铁路、火车，夸赞这是“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在美国参观国会后又感慨议会制度会使“民情达而公道存”。但中国在后来修建铁路的岁月里，困难重重。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被清政府买回拆毁。1881年，中国人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因怕惊动祖宗陵寝，竟然下令要骡马牵引火车。再者，志刚与孙家谷回国后，影响力非常有限，对洋务运动并没有实质影响。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甚至说，不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电报。因此，此次出洋考察，从使团成员角度来讲，无非是开了眼界，学会了外交礼仪与交往规则、锻炼了外交能力而已。
第二次集体出洋考察则是海外游历使的派遣。1887年10月，经过选拔考试，清政府向世界五大洲21个国家派遣出了12名海外游历使。12人被分为五组，分别赴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多个国家考察。后来，根据游记统计，此次海外游历的国家不仅远远多于蒲安臣使团，也远高于出发前的既定目标。
海外游历使不是跟团旅游观光，他们相比蒲安臣使团的中方成员，任务更重。主要由几大项，一是拜访各国元首，以示两国友好；二是参观政府机构，了解政府运作模式。参观美术馆、博物馆，学习人家历史文化；参观学校，熟悉西方教育。参观邮政、铁路、港口，了解世界运输发展大势；参观代表性的工矿企业，了解世界最新的生产力。四是走访华工、华商，了解他们的海外生存状况。五、需要记日记、写游记，并撰写大量考察报告。简单说，就是不能白玩，要全部落到文字上，将所看、所听都写下来。
海外游历使中最能写的当属傅云龙，他用26个月，一路游历了11国。写出了各种调研报告、考察报告、游记等110卷。如《游历日本图经》就有30卷，内容包罗万象，如天文、地理、食货、兵制、文学、金石等15大类、183个科目。由此可见，海外游历使的任务很繁重，白天考察，晚上还要秉烛写作。这些年轻人基本都拥有远大的抱负，期望能为国家、民族启蒙做出贡献。
傅云龙
但遗憾的是，海外游历使逐渐被人淡忘了，少有人提及。总理衙门最后只给一句“艰苦备尝，不无微劳足录”的评价。除傅云龙等三四人的著作得到出版以外，其他人的著作都没有机会被外人所知，不是束之高阁，就是下落不明。部分人虽然得到了升职，但级别都比较低，赐衔也只是虚衔。最让人意外的是，按说这些积累了丰富阅历与外交的人应该分配到外交系统，但全部事与愿违。
可惜，这又是一次失败的考察，主要原因便是学习的东西过于肤浅。虽然他们记录了大量见闻，几乎有闻必记，但更多都是流水账一般，少有深度思考、分析。张謇就曾批评他们是“仅观粗浅，莫探精微”。在考察前，清政府对他们的要求便是“留心搜辑”，“标各处地形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详细记载，以备考察。”另外，加上他们级别过低，所经历国普遍存在轻视的问题，让他们的考察流于表面形式，很难深入。虽然他们都很勤恳，但学习效果有限。
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老板让三个员工去买菜。第一个员工很快把菜买来。第二个员工也把菜买来，还把破损的菜篮顺便修好。第三个员工同样买回了菜，也修好了菜篮，同时还告诉老板，菜价的最近变动情况，还有菜市场下个月改造的消息，最后建议老板抓住其中的市场机会。12个海外游历使的考察就如同买菜员工，他们一直在停留第一个员工的层次，仅仅是完成任务而已，没有任何思考，没有带来任何附加价值。
再说五大臣出洋。1905年12月11日，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别赴日本、欧美各国进行宪政考察。相比较前两次集体出洋考察，这次官员级别非常高、考察内容也很具体。此时，国内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清廷迫于压力，又做出了一次妥协。
考察团主要以访问议院为主，学习外国的议会制。从两千年专制国家走出去的五大臣见到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感到惊讶。有执政党，还有在野党，两党能互相辩论，还不伤和气。他们在惊奇与赞叹之余，也在不断反思中国的改革。
这次考察时间最短，只有八九个月。回国后，几位大臣抓紧上奏宪政考察报告，呼吁尽快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他在这份奏折中阐述了君主立宪制的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载泽的观点得到了包括慈禧在内的清廷最高统治阶层的认可。端方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
五大臣使团
五大臣回国后，将国内立宪的热潮逐渐推到了顶点，大批立宪派也积极响应，在五大臣提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的观点后，可贵的是，慈禧仍然表示大力支持。此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出现了罕见的一股清风。
五大臣的出洋学习，目标具体，目的性强，学习成果也显而易见。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经过零距离地观察后，对西方的政治文明有了深度思考。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礼下，他们成为清末立宪改革的中流砥柱。虽然最后清廷在犹豫中走向灭亡，但他们带给国人的宪政启蒙则是影响深远的。
三次集体出洋考察，相隔时间几乎相同，都是不到20年。前两次出洋考察基本只是泛泛游览，官员级别低，学习效果差强人意，虽然增强了国人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与认识，但总体对国家的改革发展并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只有清末的五大臣集体出洋考察才算学到了一些真东西，对世界文明与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清晰的认识。可惜，这种认识已经为时已晚。如果再早十年，清廷的命运或许就会不一样。
要说到三次集体出洋考察的共同影响，应该只有一个，那便是让清政府学会了一句“不符合大清国情”。看到法国人跳交谊舞、男女在一起洗海澡，被认为是不符合大清国情。修建铁路会惊动列祖列宗，更是被认为不符合大清国情。清末立宪改革，最终也被认为是不符合大清国情而失败。
不符合大清国情，成为了阻止改革的一个万能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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