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当你们想起家乡的亲人，

想起家乡的小河，

就是你的心在走路。

如果再用语言说出来，

那就是诗啊！”

她身着一袭旗袍，

手捧一本古书，

伫立在阳光底下，

于白纸黑字之间去聆听生命的回响。

她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

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摆渡者。

她叫叶嘉莹，

毕生诲人不倦度人无数。

有人说，凡是说到中国诗词，

必然就会想到她的名字，

凡是提到叶嘉莹，

就必然会想到中国诗词。

而诗词同样给她力量，给她新生，

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

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

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在这般“物是人非事事休”下，

诗词宛若不速之客，

有朋自远方来，

扣她柴扉，许她桃花。

单单萍水相逢，

便从此如影随形，

贯穿并诠释了她的一生。

最终使得她在笙歌散尽后，

仍秉持着一颗初心，

淡淡地写下一句：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

也曾局囿深杯里。

若用叶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

她的一生跌宕起伏，历经坎坷，

但无论何时，她却从不向命运低头。

1924年7月，

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

3、4岁时，父母就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

10岁就会写诗，填写令词。

她拿到手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

但就是这一照面，

便使她对古典诗歌萌生爱意，

她背驰家人让她学医的期望，

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

17岁时，叶嘉莹的故乡北平已被日本占领达四年之久。

父亲随国民政府南迁，失去了音信。

陷区中，生活艰苦，但叶嘉莹从未中断读书，

从师于古典诗词名家顾随教授。

同年9月，其母因癌症去世。

叶嘉莹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

这一遭遇令她比一般人更早明白生死离别之意。

悲痛使她将所有的情感托于纸笔间，

促使她写下《哭母诗八首》：

叶已随风别故枝，
我于凋落更何辞，

窗前雨滴梧桐碎，

独对寒灯哭母时。

之后，她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在古典文学上，

读书十分认真的她，

只要是顾先生的讲解，

每一句都认真摘录，

最后愣是记下了多达七八本的听课笔记。

而顾先生对叶嘉莹的评价也很高，

她悟性之高，下笔生妙，

也是因为顾先生的教导，

让叶嘉莹有志将中国灿烂的古典文学，

深入浅出地要传给后人。

叶嘉莹曾说：

“我讲爱情诗词讲得很好，

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爱情体验，

在我这一生当中，

都未曾有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

她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

命运让她念书，她就念书，

命运让她做中学教员，她就做教员，

命运把一个男人推到她眼前，

她便跟着他过了一生。

然而，就是这场婚姻，

改变了她的人生。

1948年，叶嘉莹随丈夫渡海来台。

台湾当局施行白色恐怖政策，

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

她和幼女也一度被拘，

政治风暴让她无以为家。

那时，她常常做“回不去”的梦。

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

但所有门窗紧闭，

她进不去，只能长久徘徊于门外。

但是这场突来的灾难，

并没有将叶嘉莹打倒，

一切如她所说的：

“我从来不想什么成败，

对于人世的得失也不去考虑，

现实的利害并不放在心上，

但就是那么一步步走过来了。”

等到她被放出来的时候，

一无所有，没有工作，没有住处，

只能先带着女儿寄宿于亲戚家，

她时常怕孩子哭声吵到大家，

只能抱着孩子在外面转一天，

到了晚上才敢回来。

为此，她曾写下《转蓬》：

转蓬辞故土，

离乱断香根，

已叹身无托，

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

落井世谁援，

剩抚怀中女，

深宵忍泪吞。

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四处奔波，

还好有亲戚将她接受至台南私立女中，

虽然食宿极为简陋，

只能睡草席，喝米汤，

有时甚至要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上课。

但就是凭着生命的韧劲，

她熬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几年后，

好不容易等到丈夫出狱，

却因长期囚禁变得性情扭曲，动辄暴怒。

最痛苦时，叶嘉莹想过用煤气结束生命。

那时，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

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

其中一句，“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

如当头棒喝。

她对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

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恼。

叶嘉莹想来，

丈夫其实也是受害者。

每个人都在受苦，

又在这过程中影响着别的生命，

众生造业，唯有悲悯才能共生。

诗词佐证了她的艰辛岁月。

1950年代，戴君仁、许世瑛两位先生在台大教书，

经他们推介，叶嘉莹先后在台湾大学、

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诗词曲。

而此时，她刚生完二女儿，

身体虚弱，又染上哮喘。

每天下课回家，

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

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

“开时不与人看，

如何一霎蒙蒙坠”。

要坚持下去！

她说：“把我丢到哪里，

我就在那个地方，

尽我的力量，

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1966年，

叶嘉莹受邀到美国讲学，

并接受了加拿大一所大学聘请，

和家人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42岁的她，

开始学习英语。

可是当她用国外的语言，

来讲解中国的古典诗词文学时，

总觉得诗词仿佛没有了生命，

也没有了共鸣在里面。

“比如王国维讲诗词要有意境，

这个意境我怎么翻译给学生呢？

在英语里面根本就没有对应的词。

中国古诗词的那种精妙、幽微，

根本不是西方语言能表达领会的。”

身处西方，叶嘉莹却思念故乡，

她想回国，

可是全家的生计都落在他的肩头，

她也不得不继续留在国外。

等拿到终身聘书后，

叶嘉莹以为自己的人生，

终于进入了一个平顺的阶段。

可谁知，“平生几度有颜开，

风雨逼人一世来”。

就在短短七年之后，

结婚不足三年的长女言言与女婿发生车祸双双殒命。

后事操持完毕后，叶嘉莹闭门不出，

日日哭泣，写下了十首哭女诗。

“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

最后终于醒悟，

“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

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这，便是随着那封信，

寄回祖国的她的决心。

她终于可以做一次自主选择，

她要回国教书。

叶嘉莹说：“王国维有句话，

我一直不愿意在讲课的时候提，

那就是，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但也正是承受百凶的词人们，

把人生中的难言之情，

用最美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1979年起，她回到大陆，

在北大、南开等校任教。

在南开读历史系的张侯萍，

犹记得叶嘉莹回到大陆后第一次讲学的盛况，

在一间大约可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里，

阶梯上、墙边、窗口，到处都挤满了学生。

直到讲座结束，大家不肯下课，

一直等到学校的熄灯号吹响了才纷纷离去。

但是对于叶嘉莹而言，

她热爱诗词，

却从未想过将其占为己有。

而是渴望通过自己的口和心，

打开诗词的一扇窗，

在年轻人心中播下一颗诗词的种子。

一同于时间的长河里，

静心等待种子的生根发芽。

“我不想我们炎黄子孙，

如入宝山，空手而归。

你来听我的课，并没有实用，

不会让你涨工资，也不会让你升官，

但是哀莫大于心死，身死次之，

古典诗词蓄积了伟大诗人的心灵，

其智慧、品格、襟怀与修养，

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1989年叶嘉莹退休，

但是，她每年还是用整整一个学期，在国内讲学。

其余时间则活跃在加拿大、美国及

港，澳、台等地的古典诗词讲坛上。

她还一直习惯站着讲课。

她说，如果有一天自己无法站立，

至少仍能指导学生，

整理以前讲课的2000多个小时的录音。

很多人问她，“您为什么不老？”

得以亲炙于叶嘉莹的人不难发现，

说到动情处，她会一手虚虚握拳，

逆时针向外缓缓旋动，

似乎轻执书卷，又像在启人向学。

这使人联想到一个词——“拳拳”。

《礼记·中庸》有言：“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诗词之美、传承之责一直是叶嘉莹心中坚执的“一善”，

她因这拳拳之心而不老。

如今90多岁的她依然授课,

她说：“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就，

我只能尽我个人的力量去做，

我只会做这个，也应该做。”

年少丧母、并不幸福的婚姻、

遭遇台湾“白色恐怖”、

独自养家、大女儿及女婿双双车祸身亡…

备尝大悲大苦，但即便如此，

叶嘉莹也不拿诗词作慰藉，

她说她不是一个弱者，

不需要慰藉，

“诗词就是理想”。

她以诗词为心，

以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

以一朵云去触动另一朵云，

以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诗词已在她心上落地生根70多年，

让她有了脊椎，有了思想，有了人格，

在人生每一场来势汹涌的暗战中，

保全了自己，亦抚慰了他人。

莲实有心应不死，

人生易老梦偏痴，

千淘万洗红尘在，

未应磨染是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