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来一场梦

17年来一场梦

伐柴商心事：Fachai_story

作者：大帅去伐柴

2003年2月18日，罗大佑的广州演唱会在天河体育场举行，两万人到场。 罗大佑说： “受诸多因素影响，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演唱会。 大家能来看，表明对我有信心，对这个时代有信心。 ”

罗大佑说的因素，是当时已经四散而开的非典传言。 这个从中山、河源等地被发现的奇怪肺炎，已经造成了很多医生病倒。 救人者需要被救，让人们觉得害怕。 一时间，板蓝根、白醋被一抢而空。

当天，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研究结果： “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这成为“非典不可怕”和“可以控制”的医学证明。

然而，罗大佑的演唱嘉宾齐豫却因为非典，临阵脱逃了。

一

《滚滚红尘》在广州上空回响的时候，山西的徐姑娘刚刚启程，前往广东。

她不是对发生在广东的肺炎毫无准备。 虽然父母在她出差前，咨询了广州的报界同行，答复是： “都是谣传，没那么严重。 ”但她还是心有余悸，带了些板蓝根上路了。

到了广州后，她又辗转揭阳、深圳，到了2月22号，徐姑娘已经感觉到浑身发冷。 23号，当她回到山西，已经开始高烧。 她问医生： “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 ”医生笑了，跟她说： “不要大惊小怪。 ”后来的几天，她在太原几家大医院间奔波，都被诊断为感冒或肺炎，但症状丝毫没有减轻。

3月1号凌晨，高烧不退、浑身发抖的徐姑娘转院来到北京301医院，成为了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 她的妈妈、爸爸、山西的3名医护也被感染。 3月5号，他们一家三口被转入302医院。

虽然302是传染病医院，但转运车辆和医生都没有任何防护。 此后，302医院的10多名医护被传染。 在信息传播已经相当迅捷的2003年，北方的医护对于南方的传染病，豪不知情。

两天后，徐姑娘被告知父亲转院了。 其实，是他的爸爸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她的妈妈似乎有预感，叹息道： “有些事情要想到最坏的后果，如果连最坏的事情都接受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谁知，这是妈妈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3月15号，妈妈也离开了人世。

4月3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面对云集的媒体记者说： “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 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 ”也许是他看到现场有一位外国记者带着口罩，他接着说： “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

二

如果不是担心传染家人，北京的吴女士是绝不愿意住院的。 无论电视上怎么强调“安全”，稍有洁癖的她还是觉得“非典”很可怕。 她提前囤了半年的生活用品和常用药，甚至还为家人提高了住院的保险额度。

所有的准备都不如现实来得突然。 4月7号，由于丈夫腰椎间盘突出，他们不得不前往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拍片。 吴女士夫妇不知道的是，两天前，人民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名秦老太太。 她因为曾被其他医院拒收，隐瞒了她的“非典”接触史，直到当天才被发现。 秦老太太成为了人民医院第一位“非典”确诊病例。

4月10号，吴女士开始出现发热症状。 4天后，有所警惕的吴女士为了不传染家人，住进了人民医院急诊留观室。

在当时北京所有的三甲医院里，人民医院的面积最小。 所以2002年底才建好的急诊留观室充分利用了空间，四周都是建筑，过道上加个盖子就成了“天井病房”。 由于四周无窗，只靠顶上的换气扇通气，空气不流通，这里便成为了人民医院的最大病源。

包括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等大批医护人员和病患都在“天井病房”相继感染“非典”。 可惜，这个当时接诊量位居北京前三的三甲医院，在当时并没有传染科和相关的隔离病房。 于是，4月17号，医院决定将这里的病人要么转到临时改建的“非典”病房，要么转院。

在转院之前两天，吴女士拖着虚弱的身体买了几罐八宝粥和矿泉水，却连拧开的力气也没有。 一名过来给吴女士输液的护士温柔地对她说： “别着急，你的病过几天就会好了。 ”这是她住院期间听到的唯一一句安慰的话。

没想到，转院当天，这位名叫王晶的护士也被感染病发。 后来，继丁秀兰主任以后，她也殉职了。 5月21号，在她离开前的6天，王晶从地坛医院转入中日友好医院，病床被推走时，手机都没来得及拿，没有接到丈夫的最后一个电话。 她是带着希望进的病房，发给丈夫的第一条短信是： “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 “本命年，你要平安。 ”

三

在此之前，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实习医生小武每天都很开心。 她是丰台区花乡医院的内科医生。 对于她这样的乡镇医生，能申请到人民医院这样大医院的实习机会，十分难得。 她每天都会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去上班。

4月7号秦老太太被确诊这天，小武正好值夜班。 值完夜班过了两天，她惦记着当天的病例讨论会，一早就赶到了医院。 一进医院她发现气氛大变，大家都全副武装： 穿着一次性的防护衣，戴着口罩和手套。 她见没有讨论会，还一个人跑到病房里抄病例。 直到遇见一位老师，见她连口罩都没有戴，告诉她： “赶快走吧”。

当晚，小武就开始发烧了。 在医院时出于医生的本能希望见到非典病人，“现在自己见到自己了”。

由于感染医护人员过多，丧失了救治能力，2003年4月24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整体隔离。 85年前，率众成功抗击鼠疫的伍连德博士创建了这家医院，战火和斗争没有让它倒下，却因为另一场疫情，第一次关门停诊。

发病后小武回到所在的花乡医院隔离，再辗转航天总院、长辛店医院治疗。 转到长辛店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医院电梯停了，让病人自己上三楼病房。 小武下车，走两步就喘，跟旁边的大夫说“等等，让我先喘会”。 那个大夫一看，就一把给我抱起来了，“咚咚咚咚”上楼，送到病房去了。

即使穿着防护服，小武也知道这样很危险，但她的确没有一点力气了。 她只知道这位医生姓许，很多年以后，她一直记得。

6月1号，小武出院了。 十月的时候，她接到一个病友的电话，告诉她有非典康复的病人查出了骨头坏死。 她做完核磁，只看到了一个“无”字，心里高兴，没事。 再仔细一看“无菌性坏死”。 积水潭的大夫告诉她，不可逆，“回家坐轮椅，等着换关节吧”。 从医院出来，她站在新街口大街上，抱头痛哭。

三年后，小武准备和男友结婚了。 在广安门华联采买的时候，突然腿疼的走不了路。 男友把她背回家，一拍片子，股骨头都塌了。

后来小武做植入手术，生活不能自理。 在非典时期不离不弃的男友，来的越来越少。 有次吵架，小武提出分手。

男友回的特别快： “这可是你说的”。

尾声

2003年6月24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删除，解除北京旅行警告。 “非典”疫情在国内基本结束。

北京“双解除”的当天，“热烈欢庆北京解除旅行警告！ ”、“北京好样的！ ”、“北京真牛！ ”各式横幅挂满了王府井。 新东安市场的员工还自发地来到街上，跳起了集体舞。 大妈们借着商场里飘出的歌声直接扭起了秧歌。 晚上的三里屯酒吧坐满了人，老板看生意好，和几个伙计喝了起来。

3天后的一个大雨夜，北京迎来“双解除”后第一个周末。 压抑已久的消费热情如洪水般爆发。 王府井、西单到处都是人，人们买东西跟不要钱似的。 买鞋的女孩无处可坐，需要互相扶着试鞋，有女生说： “混在人堆儿里才最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痛苦和悲伤总会被快乐冲走，直到遗忘，这似乎是人类的本性。

“非典”共造成5327人患病、349人死亡。 无论生者还是逝者，都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幸福的家庭，长久地、永远地被摧毁，生活在欢腾和高歌下的痛苦中。

徐姑娘、吴女士和小武后来都说，一切像做了一场梦。 这些17年前在“非典”中的梦，曾是多么感人至深、痛彻心扉、令人发指和催人奋进。 当时所有人梦醒，都会慨叹“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的活着”。 可当我们能用平和的口吻叙述“非典”时，很多教训仍是崭新的。

人们甚至忘了，17年前的“非典”，从未被真正战胜过。

说明：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姓名皆做了处理。

参考文献：

[1] 刘畅，“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22日。

[2] 吴珊，“还原北大人民医院首例SARS确诊至整体隔离”，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20日。

[3] 小武，“2003年，我染上了非典”，故事FM，2018年。

[4]李健杨玉峰，“北京喜迎“双解除””,北京晨报，2003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