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武汉按下“播放键”的同时，另一个消息：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英文版已在亚马逊网站预售也登上了热搜（现在连德文版也有了）。与武汉“解封”的欢庆不同，这本《武汉日记》获得的更多是骂声。
写日记没有错，有不同的声音也没有错，但是为何封面要用“DISPATCHES from the O RIGINAL EPICENTER
（从原震中发出的信息）”。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疫情不一定发源在中国。国外的人口密度要和中国一样大，原震中在哪儿还说不定呢。所以武汉，怎么就成了“原震中”了呢？
别管国内还是境外出版，都是要获得作家的授权吧，这么鲜明的著作权问题可是一告一个准儿。如果只是作为日记，发表到社交媒体，就算里边有些道听途书的小道消息也无可厚非，毕竟是一家之言，仅代表自己的感受。但是当日记成为出版物，性质就不同了。
有些人可能会说，出生于世纪之交的80后、90后、还有00后们比较缺乏现实生活的锻炼和磨砺，特别是对人生苦难少了切肤之痛的体验和感悟，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也与方方那一代人不同，因此不会像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她年龄大致相当
的人一样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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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作为80后，方方的日记确实引不起共鸣。为什么，因为不客观。这份《武汉日记》想要展现的是武汉各个层面的情况，因此既有人民面对灾难而抗争的坚韧、勇气和博爱，也展现了疫情之下的无情现实。
可是那些无情现实，却更多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相比之下，豆瓣小杭的日记更能引起共鸣。
一个殷实的四口之家，从去年年底的和妈妈撒娇，到父母的撒手人寰和自己的确诊，没有那么多的篇幅和别人的故事，但字里行间却是真的伤痛。尤其是写给母亲的长日记里，那句“我会听你的话，要一个孩子，请你投胎转世做我的女儿，我用余生这条命继续爱你。”整篇文字充满了一个孩子对家人的不舍、思念和对现实的无助，哪怕这个“孩子”早已成年，但也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姑娘”。
同样是“伤痕文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
是怎么记录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她用了三年时间采访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这些人中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还有妻子们祖母们……
她在一线不顾自身安危，与那些受害者面对面交流，用手中的笔记录事故对普通人的影响，写成了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比起在“日记”中暗示被密切监视并严格控制，阿列克谢耶维奇
甚至在政治法庭上接受过审判。因这部作品，她将受灾人民的声音展现给全世界关注切尔诺贝利的人，并借此期盼同样的灾难绝不再重演。
同样是抗疫题材，2003年毕淑敏在母亲病危时应招奔赴抗疫一线，走访了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医院、外交部等前线和后方机构。在亲眼目睹了病人的痛苦和求生欲望、医护人员的抗争与窘境以及各行业的协力相助的八年后，凝结成了《花冠病毒》。同阿列克谢耶维奇
一样，毕淑敏也希望这部作品是永远的预见，可惜成为了重现。
因此出版也没有问题，但总得对里边的内容负责吧。其实《武汉日记》确实是从侧面记录了一个高知对于这次肺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作者不理智吗？作者也算是理智，但人的理智是有一定限度的，就算不承认，其实身处武汉也更容易被负反馈效应的蚕食。潜移默化中，负能量也就多了。但就算我们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能“卖国”啊。
文学要真实，文学同时要给人以希望。尤其是不同声音的作品，应该是一座记录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碑。有人想要做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可这个是时代缺的是从内心深处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真的想要成为代表时代基石的一份子，就像那些奋斗在一线的记者一样，去挖掘更多细节，去探访更多真相，去还原最真实的情况。别靠“我的朋友说”撰写超现实魔幻主义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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