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旧文化共存，各种思潮兴起，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从来不曾停止。
这本书中的各位先生，不但进过传统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大学论语，还不远万里留学海外，学习过西方新文化。凡事先立规矩，但不乱立规矩；学术间虽存异议，却互取所长。
今天我们带来一本关于三十多位有影响力的大先生读书与教学趣事的书籍《先生的课堂》，感受那个时代大先生们的人格魅力。
社会即学校
学校，是许多人一生中重要的组成，也是人在家庭外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在学校里，我们第一次体会到竞争，第一次对集体有了概念，第一次学会在缩小版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然而，学校里没有教的“学问”，社会正以它残酷的一面教育着你。
每年毕业季，热闹话题榜上总少不了一组数据分析，“今年待就业毕业生**万”，同时还会插上另一组看似不相关的“今年高校录取新生**万”数据。
一方面源源不断的生源涌进大学，另一方面涌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就业渠道。
回头再看招聘信息，“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已成了必配标语。
于是教育与社会脱节，无法学以致用的问题被连带着上了热榜。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存在。
陶行知先生觉得，学校里的东西太少，反过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就是要拆除学校与社会间的高墙，把学校里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
王国维先生从自身经历悟到：子女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才有生活的保障。他没有要求子女去做他那种学问，而是要求学习掌握一些直接有用的知识和技能，选择职业方向也是寻求那些生活有保障的职业或岗位。其子王慈明先生成功研制出滚刀测量仪、万能测齿仪等量具产品，不仅在50年代填补了我国空白，多种产品还获得了国家质量金质奖或银质奖。
何谓“教案”
不记得什么时候看过一则报道，过去当老师，被别人检查教案，现在当教研员检查员人的教案。现在好教案的定义是格式完整，内容具体，字迹工整，不管是新老师还是老教师都一样。
于是为了应付这样的检查，老师们开始了集体备课。
即每个人负责1-2单元，然后从网上或朋友那里，找一些现成的教案，发给年级组的老师们共享。
老师们真的会用这样的教案吗？应该大部分是基本不用的。那么这样的教案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检查时候用。
而教案的本意，不应是为教学而用的么？
久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真正严谨做学问的人，往往总能从同一本书中联系当下时事，发现新见解。
讲课的功夫来源于备课的功夫。
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其学生回忆“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没有刻意经营什么语句出彩，也没有刻意追求生僻知识点的堆积，不需点名却无人缺席。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时，每次授课，都会补充新的见解，所以每次开课，他都进行精心准备。
有时就不免有人问他；“先生，为什么只有你每次的课是不一样的？”
先生说：“若若干年讲同样的，印而刊之可也，何必上课哉！”
持异议而包容
黄侃先生主张文言，胡适先生倡导白话，两人互有攻讦。
一次黄侃给学生讲文言，说文言很简洁。譬如要打个电报，白话体就很繁琐：“胡适你太太死了，你快点回来吧！”文言就四个字“妻丧速归”。
而胡适给学生讲白话文时，给学生出了个题目，说的前几天有位朋友邀他从政，而他不愿，为这事复电拒绝，请学生们用文言写一则复电，看究竟是白话文少字，还是文言省字。十五分钟后，胡适选了一份用字最少的电文“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先生说：“确实简练，12个字，文言复电能如此，十分好了。但请同学们听听我的，我的只有五个字‘不干了，谢谢’”。
黄侃喜欢京戏，尤其对戏剧中的一些象征表现很有兴趣，如过河的摆个木桨，骑马的扬着马鞭，很能传神。
而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更喜欢艺术的现实主义，觉得骑马划桨等道具太假。
黄侃就反问胡适，如果用现实主义表现武松打虎，该如何表现？
胡适一时哑然。
《奇葩说》已经热闹非凡地上演了好几季，如果当年也有一档这样的节目请到了这两位先生，不知道将会有多少金句会成为年度“关键字”？
那时候的先生们，不擅长评职称过论文，更擅长严谨治学，个性教学；
那时候的先生们，不擅长开讲座四处演讲，更擅长倾力爱护学生；
那时候的先生们不擅长独守舞台，更擅长在社会舞台的变革中展示为国担当的风范（鼓励学生突破常规，顺应时代发展）。
书中先生们的时代已过去，气节与风骨却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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