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部分人很清楚，骂人并不一定都是针砭时弊，还可能就是人身攻击。
我们在做两性关系咨询服务时，有时需要指出用户的缺点，比如在分析了某个“想要结婚的大龄未婚女性”的问题后，会指出她的认知存在某些方面的缺点。
本质类似于医生看病，此时我们确实在批判她，这种批判是基于善意的立场。
然而，批判并非都是善意的。
在男乎的大龄剩女话题下，经常会形成男拳的狂欢，他们也在批判。
然而这不过是厌女情绪的发泄，不过是预设立场性别对立的攻击，这种批判是带有恶意的。
同样是批判，甚至批判的内容都一样的两句话，它们的立场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善意的批判，督促你进步的批判，是针砭时弊；
而恶意的批判，则是刻意攻击。
面对批判，这世上大概有两种人：
①他在意的是你的态度，是批判OR赞美，至于你的立场善意还是恶意他理解不到
就是爱听好听的，管你是衷心夸赞还是捧杀；讨厌难听的，管你是攻击还是忠言逆耳。
攻击武汉某作家的年轻人中有没有这种人？有，肯定有，而且还不少。
②他在意的是你的立场，是善意OR恶意，至于你的态度是批判还是赞美就无所谓了
很明显，做到②是有一些难度的，你首先得克服我们本能的对批判的厌恶，接下来还得能够看出一段批判背后的立场。
搞懂一篇文章的立场并非难事，我们念小学时就经常“归纳段意”“中心思想”，今天刚好派上用场。
《武汉日记》共13W字，文体方面算议论文，与意味深长的小说和情感细腻的散文不同，议论文的中心思想如果晦涩难懂，那可以说是写的很失败的。
某作家身为前湖北省作协主席，她的议论文肯定能让人一看就懂。
因此，既然要评价某作家，那么她对中国是批判还是褒扬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批判时的立场是善是恶。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某作家究竟是鲁迅，是索尔仁尼琴，还是“汪主席”。
1、鲁迅的立场
咱们先以一篇简单的议论文——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为例。
这篇文章只有六百余字，其中一大半都在批判中国人，鲁迅先生的意思是，中国人就快要跪下去了。
按照有些人的说法，鲁迅骂中国，某作家也骂中国，所以某作家真不愧是当代鲁迅。
想到自己完美的逻辑，这些人激动极了，激动的他们已经谢顶的脑门长出秀发，激动的他们千沟万壑的鱼尾纹差点恢复青春。
别急嘛，咱们上文说了，别看态度，要看立场。
大家还记得老师教给咱们看议论文的中心思想的技巧吗？
其中有个技巧是看文末，文末总是用来画龙点睛的，作者的思想一定会在文末体现出来。
咱们来看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末：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所以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中国人好像要失掉自信力了，中国人似乎就要跪下去了，我要把他们批判一番，虽然我有些彷徨，但我依然要大声呐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缺脊梁，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失掉过自信力！
至于之前的“骂”，那是针砭时弊，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改掉错误站起来，是善意的骂。
写这篇文章的鲁迅，立场是人民群众，对人民有益，是人民作家。
但是，如果我们把文章换成这样的话……
“……大抵中国人真的失掉自信力了吧，这是由中国的人种、文明的劣根性决定的，要全盘否定他们，然后拥抱伟大的西方文明……”
这样的话，中心思想就变成了：中国人就是失掉自信力了，中国人确实快要跪下去了，跪吧，别挣扎了，我们本来就是劣等人啊，快让洋大人给我们换换种吧。
简简单单几十字的改动，文章的立场就全变了。
这里的骂，则是为骂而骂，目的是为了贬低你，好让你跪下去，是恶意的骂。
而写这种文章的人，对人民有害，是敌人。
年轻人里确实有一些人水平不高，无法理解更高层次的逻辑，会为一切骂中国的言论而生气。
然而，那些认为只要“骂中国”就是新时代鲁迅的人，跟上面这种人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年轻人毕竟图样，很多B站用户还未成年呢，课文还没学全呢，他们有的是时间完善自己的逻辑和对事物的洞察力。
而有的人已经年过半百，在企事业单位身居高位，分析事物的方法、逻辑辩证的素质竟然和未成年人一毛一样。
回归主题。
鲁迅骂中国人大多数人能接受，是因为他并没有为骂而骂，他的批判是善意的。
中国人民是能接受批评的。
2、某作家的立场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某作家的批判究竟是善意的，还是为骂而骂。
《武汉日记》1月份就开始写了，那会儿国外还没啥疫情呢，而国内的疫情正是最严重的时候，某作家写了这些内容：
早期的日记主要写两方面：
①揭露弊端
②描述苦难
众所周知，疫情早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为官员的失职+群众的自负。
那个时候劝你买口罩的，基本都会被大家当做神经病。
这些揭露弊端、描述苦难的文字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鲁迅再世，索尔仁尼琴复生，他们也会这样写。
我大概是在3月下旬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时，按着时间顺序看《武汉日记》的。
根据某作家曾任作协主席的履历，当我看完1月末2月初的日记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老套路了，语文老师诚不欺我，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疫战争。
我摩拳擦掌，大师果然是大师，1月份的日记抑的非常棒，接下来扬的一定更棒，我可得学习一个，才能写出更好的文章恰烂钱。
如果是鲁迅先生，他在批判完各种弊端、描述完各种苦难后，一定会像他写《记念刘和珍君》一样，大书特书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疫故事，大书特书各地医护人员的视死如归，大书特书各地对武汉的全力支援。
是的，鲁迅先生一定会把那些失职官员吊打一番，再把那些隐瞒行程的恶意传播者讽刺一番，再歌颂伟大的中国人民，在4月8日武汉解封的那天结束日记，让全国人民看到胜利的曙光。
这帮年轻人果然还是太激动，看文章要看完啊不要只看个开头就骂人好不好，这分明是大师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这是我把日记看到2月中旬时的第一反应。
当天我洗洗睡了，第二天我怀着学习的心情打开了电脑。
然而，大师却给我看了这些：
都3月11了，您是不是该扬了？
大师从头抑到尾，即使没的抑了也要把俩月前的事情搬出来再抑一番
整篇日记全是苦难，几乎看不到抗疫的中国人民。
有的人说，凭什么作家就一定要书写人民的伟大？人家就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行吗？
他们说，即使不算鲁迅，某作家也应该像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一样，被誉为中国的良心。
我只能说，这种人真的不懂文学。
有的人可能不太熟悉索尔仁尼琴，我大概介绍一下：
苏联作家，二战时的苏联炮兵连长，因勇敢获得两枚勋章。他1962年出版反映集中营生活的作品，被吸收进作协，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苏联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随后获得1970年诺贝尔奖，而后因出版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国。
1974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美国当局以为这个作家只是不喜欢极权主义，而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且可以利用他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顺利地揶揄苏联。索尔仁尼琴1975年定居美国……
看到这里，索尔仁尼琴似乎跟最近爆红的某位作家有点像，他的各种作品就是在不断的揭露苏联的阴暗面，难道某作家真的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别急，他的介绍我还没写完，上面的省略号是个彩蛋。
但有一天，人们忽然惊恐的发现，索尔仁尼琴对资本主义和对极权的斯大林主义几乎一样保持着批判态度：他始终是一个异见者。在一次受邀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在演讲中并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普世价值，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
苏联解体后，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归来的他，看到一片废墟，发表了一连串抨击时政的言论，依然让当局异常难堪。叶利钦甚至在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
简单地说，索尔仁尼琴是个喷子，在苏联喷苏联，到了美国喷美国，苏联完蛋又喷俄罗斯联邦。
这种作家哪管你当局是什么意识形态持什么立场，他只干一件事——疯狂的揭露一切与人民对立的阴暗面。
这才是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这样的作家，才配被誉为良心。
如果是索尔仁尼琴写《武汉日记》，他确实会和某作家一样，在早期批判讽刺我国的各种弊端。
然而到了三月形势突然逆转，国内疫情被控制住，国外疫情却大大失控的时候，你猜索尔仁尼琴会怎么写？
其实我国疫情和西方疫情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①我国处于疫情早期，对新冠不了解，仅有几个没有话语权的吹哨人，而且他们并没有引起官员和民众的重视；
而对西方来讲，我国本身就是一个超大号的吹哨人，加上世界卫生组织的各种警告，却依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②我国早期存在官员的失职+群众的自负，西方的官员失职+群众自负百倍于我国；
③如果说我国是人祸，有关人员必须被追责，那么西方则是人祸中的人祸中的人祸，有关人员简直该被挫骨扬灰。
面对这种情况，你猜索尔仁尼琴的日记接下来会怎么写？
而某作家的《武汉日记》，基本从头到尾全是苦难，有苦难的时候写苦难，中国疫情都快结束了，她回忆两个月前的苦难。
说实在的，她3月份的日记很水，基本和当天无关，也就每篇开头简单的描述一下自己的生活，骗骗自己，骗骗大家这是个日记：
今日大晴。很舒服的天气。下午终于把狗送到了宠物医院。它的皮肤病再次发作，全身溃烂，不治疗也是不行了。我自己手指也裂口，不敢轻易处理。宠物医院很快给我发来视频，说洗了一大盆黑水。
———《武汉日记》3月23日
这是一段客观现状，本身并不构成批判，大部分人此时的心情是：疫情终于缓解，松了口气；我终于洗了狗，开心。
而某作家则会引申出以下的意思：要不是封城停业，现在我的狗也不至于洗一大盆黑水。
然后攻击封城的政策。
上海的张文宏医生说，这个病的死亡率低于1%。既然如此，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不死，感染上也不必恐惧，方舱医院的病人们不是在医院又跳又唱吗？出院了也都欢天喜地，跟别的什么病似也没多大差别。
话说回来，我也很难理解对0的追求。0个和1个，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我觉得无论官方或民间，就不必把这样的极小差异，太当回事。平时我们也有别的传染病的。大家保持警惕，生病有地方治疗，就可以。难道，0个我们就可以开工，而1个，就影响了我们开工？
《武汉日记》
意大利的政策倒是和她的想法挺一致，死亡率都快突破10%了，难道生于1955年的她忘了，这病的死亡率主要是中老年人吗？
而且，这是三月底西方疫情已经爆发时写下的。
她似乎对封城有着极大的意见，任何有关封城的描述，她都会往体制、国人劣根性上面来解释。
很多事物，你可以往骂人的方向来解释，也可以往夸奖的方向来解释，关键看你自己是想骂人还是夸人，你想干嘛你就能怎么解释。
如果是这种事情你却还用来骂人，那一定是为骂而骂。
这种为骂而骂的事情屡见不鲜，一切都取决于那支笔的立场。
一群欧美小孩在公交上有说有笑，甚至到了打打闹闹的程度。公知：看看这些欧美的小孩，活泼好动。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小孩多半呆板无趣，缺乏童真。
一群中国小孩在公交上打打闹闹。公知：这就是中国人的素质，这可是公共场合，父母可是孩子的榜样，可见你父母的素质也不高。
《武汉日记》中除了早期对官员失职的批判外，大部分都属于这种。
起床后，看信息。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在土墙外不让通过。无论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让过。在这样寒冷的深夜，那个农民最后去了哪儿呢？非常让人揪心。执行防疫规定固然不错，但是不能执行得连基本人性都没有了呀。
———《武汉日记》1月30日
如果要写一个美国的故事，弱势群体的农民大概会换成一个坐着豪车的老板，无论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让过，这充分体现了美利坚民族BLABLA的精神。
中国严格执法——侵犯人权；
西方严格执法——秉公办事；
中国宽松执法——不作为；
西方宽松执法——人性化。
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没有人没事儿就想搞封城隔离，封城隔离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
就好像没人没事儿跑去截肢，截肢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个要命要肢的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截肢是为了挽救或延长病人的生命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手术。
描写截肢的疼痛？可以，这么写的目的最常见的是歌颂被截肢者的勇敢，比如关云长刮骨去毒（这个不是截肢，我举个栗子）。
然而，我从来没见过谁描写截肢的疼痛，是为了否定截肢手术本身，是为了批判截肢医生。
这么写的人，一上来他就已经准备好要骂医生了，而且他通过截肢疼痛的感性描写，能让大家对医生断人手臂的丧尽天良感到气愤。
如果有人把要肢要命的问题这样写，目的就绝不可能是针砭时弊，只可能是为骂而骂。
这种人已经预设好立场要骂你了，无论你做什么，他都会骂你。
这就是《武汉日记》的写作套路，描述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封城产生的副作用，骂你一句，描述一点生活被影响的细节，再骂你一句。
你见鲁迅的哪篇文章这样骂过人？你见索尔仁尼琴的哪篇文章这样骂过人？
能把某作家誉为鲁迅和索尔仁尼琴的，有且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他们理解不到这一点，他们的语文水平不超过00后的初三学生；
要么他们的立场，和某作家一毛一样。
某作家和到现在还支持她的人，或者说“内代人的知识分子”，就爱看这种东西。
不然你以为“德国良心下水道”为毛当年会疯传？
不然你以为“中日儿童夏令营”为啥会流传甚广？
尽管很多是编造出来的：
有的人说，这是西方势力刻意收买中国文人，编造的东西。
我看未必。
收买中国文人的其实是“内代人”的市场大环境，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爱看这种东西，无论是客观批判还是恶意构陷，只要是骂中国他就爱看。
有人问，某作家只提中国不提外国，是因为与她切身利益最相关的是本国，忽略外国理所应当？
你错了，她其实多次描述过外国：
另外还有些事，需要记录：各国都在给百姓发钱！那些消息，网上传得很疯，而那种发钱的力度，真的很让人羡慕。于是有人在询问，中国发不发？湖北发不发？
———《武汉日记》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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