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宋以后基本上没有艺术，宋画是中国艺术的一个至高点。代表人文的东西，所有的思考，包括宋代人的优雅、对事物的理解，从此以后，我们就变得很粗俗。到明代就变得很下作，清代就是繁复和无聊。看器物，我们看得出来。
——老呱
▼ 青朴落实景拍摄
陶诗《饮酒》讲，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桃源不必深山，躲得越深，越是心中波澜未平。真放得下，市隐即可，大隐隐于心，玩物有趣，择器有道，风物酒茶，活色生香，一间都市里秘不示人的书房也是桃源。
吹老呱原姓崔，80年代初，考进清华大学建筑系；生性豪迈，不拘小节，爱与同学神侃。同学们就老崔老吹，喊顺了嘴。爱吹牛就爱吹牛，像呱呱落地的孩子也好，像呱呱啼叫的乌鸦也好，索性自己通通认下来，自号“吹老呱”。这样坦荡的自嘲，旁人反倒没话说了。
地产生意正有点意思时，吹老呱在行今寻古中翻起了陶渊明的诗．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鸡鸣桑树颠，虚室有余闲。陶渊明永远是士者们的中年梦的梦榜样。对吹老呱极誘惑。放下放下，离开正烈火烹油中的深圳。遂在北京最古城中一座四合院内一呆十余年。四合院树高树古冠大冠茂因而多鸟多晨鸣。其中乌鸦喜鹊最多，喜鹊黑中白花，喳喳喳喳喜庆讨人喜。而乌鸦声哑冷峻呱呱呱呱使人噪，并其声色情表绝不与其它鸟同，国人最嫌其黑其烦。但是吹老呱不这么看，他说，“古希腊人和日本人都把乌鸦当做神鸟来崇拜。在日本人眼里，乌鸦通体漆黑，连嘴都是纯粹的黑，这种大美大纯大极致仿若佛境尤令人痴迷。”此观点吹老呱尤认可。
吹老呱爱收藏古物，他说“中国自宋以后基本上没有艺术……从此以后我们就变得很粗俗。到明代就变得很下作，清代就是繁复和无聊。”
“唐人的心胸很开阔，拿得起放得下，武则天登上皇位，80岁退下来，把皇位交还回去，死后立无字碑，可以由此看见唐人的胸怀。”
“而南宋以后无华夏，你看宋画宋瓷，它的色彩，它的雅致，把东方人对柔美温润的感受表达到极致；那个时代，上至宋徽宗的风雅，下至《金瓶梅》的风月，生活层面也达到一种极致。”
到了元代，“蒙古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心性。蒙古占领中国后，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就是各色“外族”人，第三等才是“汉人”，也就是北方的中国人，南方的汉人地位最低，是第四等的“南人”。因此到了明代，就变得粗俗、下作，文人也失了骨气。清代更不用说，皇帝下面跪的都自称“奴才”。
吹老呱喜欢苏轼，”苏轼能表达很多我们喝完酒的那种感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身外徜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好一句“狂夫老更狂。”
不止苏轼，中国的大文人几乎全是酒痴。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的曹操，到竹林下“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死便埋我”的刘伶；从“酒斟时，须满十分……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的苏轼，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唤美酒。”的李白。
爱酒的诗人也正是喜欢庄子的那群人。肉身不得不绑上儒家的桎梏，功名的枷锁，精神上却渴望在天地之间作逍遥游，以游无穷。苦闷、愤懑的文人不能没有庄子，不能没有月光，不能没有酒。
吹老呱也爱酒。
他请我们喝了一瓶88年的陈酿白酒。抿一小口，清冽、甘甜，微烫地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醇厚的香气滞留在口腔，浓郁得像烟花一样绽开。绵长的余烬与回甘。他带我们看负一楼的酒窖，100年的汾酒装在一个黄褐色的大罐子里，多年前从山西收来的。两米长的木条桌上，静静安置着大大小小许多瓶罐，这只是他藏酒的冰山一角。
“汾酒是过去中国的第一号酒，一到清明大家都知道，“路上行人欲断魂。”我觉得白酒还是比较适合中国人，可能是体质。但是酒类，是西方人会做文化，文化一点点记录下来，而且有根有据。我们的东西都没有根没有据，比如茅台，五粮液，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根据，都是传说，拿不出实据来。这很近的历史，百年以内，都是传说。拿不出几个当时的东西瓶子也好，作坊也好，都没了。你像欧洲，我们随便去一个小镇子里，大把原始的一百年前的房子，他祖爷爷的祖爷爷的祖爷爷住的台阶还在，我们的都没有了。证据没有，文字也没有。上不了朝纲的事都没有记录。所以我们的历史很虚弱，空虚。”
稍微老一点的深圳人，到过OCT，大概都知道青朴落，和高文安的【my coffee】分列左右，是人行中轴线上一对华丽的起头。04年华侨城创意园开园，青朴落博物酒馆是最早入驻的空间。
“04年华侨城做这个文化创意园，因为我是做地产出身，跟华侨城也比较熟，听说这个事以后觉得挺有意思。学建筑的人，自己本身一直有一颗文化的心，觉得有这么一个空间，可以实现自己偏安一隅、大隐于市的文人理想，就来到这。来这一看，这个位置非常好，门口是一个小广场，有点欧洲那个味道，几颗大果树。然后厂房挺符合loft的感觉，当时正好自己也要另外创业，觉得做一个另类的落脚点挺好。一个隐身处。租到现在16年了，沧桑就是一瞬，从30多40多到50多，挺吓人的一个时间。世界都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了。”
人常常有熟视无睹的毛病，到oct无数次，从青朴落旁边来来回回地过，甚至还进去吃过几顿饭，以为就是间普通的餐厅，要不是这次拍摄，也没注意到这里原来别有洞天。
整个空间就个大的艺术装置。红色的钢铁以一种入侵的姿态穿插于建筑体中，象征着现代化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侵蚀。十来座红色雕塑自屋顶至地面，一层层呈金字塔型排布下来：高高在上的，不可一世的，一本正经的，挥斥方遒的，形形色色的人，缠绕于密密麻麻的钢索之中。“我们戴着枷锁，身上伤痕累累，以为穿着华丽的衣装，实际上是赤身裸体，还在号召宇宙、号召动物、号召环境，还在挥斥方遒。”雕塑脸上戴着不同的面具，“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生活，但我们这个面具有金的、银的、有烂抹布的，而已。这个面具是说，有人冠个高级工程师，你是社长，你是记者，你是高级建筑师，你是什么伟大的艺术家，而已。无非就是一个面具。脱光了都一样，都是伤痕累累，互相穿插。”最临街的一尊，是一只领导着世界的熊，大熊身上并列画着没穿衣服的国王和妓女，和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如出一辙。
按照园区的要求，一楼需要对外经营，吹老呱索性开了间酒吧。“我的理解，酒吧是人与神，人与鬼沟通的一个空间。人吃饱饭，趁着夜色，来见这些东西，来找自己的灵魂。所以做出来的空间，我们是想每个人找到自己熟悉的东西：电影的、书籍的、文物的、古董的、旧货的、社会的、政治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所体现。”
尤值得一提的，餐厅里供奉着大大小小的佛像，明代的，宋代的，俊美的菩萨，安详的罗汉，狰狞的力士。神佛虽有安魂之用，但这一尊尊星罗棋布在幽暗迷蒙，光怪陆离的酒吧里，反而激发了《青蛇》一般鬼神妖魔的绮丽联想。
这又得提到青朴落这个名字。青朴二字取自西藏的青朴山，是传说中莲花生大师从印度进藏的落脚点，山上有个大脚印，据说就是莲花生大师落脚时留下的印记。90年代，吹老呱去西藏，到了青朴山，生出许多感慨。“90年代，是商业刚刚兴起的时候，有很多人去修行，甚至在一个山洞里，一个人修行三年不出来。挺感慨的，因为那时候三十多岁四十岁，有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幻灭。觉得把青朴山落在深圳也算一个小理想吧。青朴山落在深圳，就叫青朴落。这个理想实现没有？现在看是遥远得很。梦就是梦，现实就是现实。但是落在这里，也算留下一点痕迹。”
走到酒吧深处，是两间包房，红砖墙面上挂着醒目的当代艺术，一幅是翁乃强拍摄的，文革时，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另一幅很有意思，中国农民演绎的《最后的晚餐》，按照原画的角色和布局，画面上的人物变成了真实的农民教徒。“他们用本真去想象耶稣和他的门徒，演绎得非常真，他们不是演员，演员摆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真的教徒，一万人的村子里，大家选出来，你长得像犹大，你长得像耶稣，评选出来，每个人心里都是这么认为的，就很清晰。这个也是应时景，尤其现在疫情爆发，也是重现，到底谁出卖了人类？谁放出了这个毒？”
在吹老呱看来，“最好的艺术是不可言不可说，说清楚说明白其实没有意思，尤其是当代艺术。”
更丰富的宝藏在二楼，一个艺术空间和吹老呱自己的工作室。“总体来讲，是一个不那么纯粹的、不那么真实的，并非是一个那么高雅高贵的空间。”
办公室从工业厂房而来，用吹老呱自己的话说，就是“最简单，最朴素，也最混乱。”
“我们当年学建筑的时候，大师说的最响亮的一句话：Less is more. 后来是Less is bore. 最后，我现在感觉是Less is nothing. 我们还是要有东西，少是没有，就是没有。因为人就是积累了这么多东西，放在那我觉得很好。收拾得干干净净、白白苍苍的，好像挺装x，挺范儿的，但是没什么意思。”
在吹老呱看来，少是一种年轻的状态，独行侠一般，背着行囊闯世界，一无所有不紧要，胸口一个“勇”字便够了；年纪大了，许多东西自然积累下来，分门别类，博古通今，不失为一种情趣和丰盛。
一间20见方的办公室，满屋子的书、家具、青铜、木雕、玉器、石像、青花、书法、古画……我请吹老呱挑几样有趣的给我们讲讲，他随手拿起桌上一个黄花梨小雕件，明代的，雕的是寒山问拾得，苍润古雅。
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这也是吹老呱的处世之道。
成年人要想恢复童真，恢复情趣，并与年龄相得宜幛，我觉得就应该是玩玩古董。古物上的年轮沧桑深刻美学故事和历史正与成年人适配。
对古玩的钟爱，是吹老呱在80年代上大学时埋下的种子。“因为我进清华，像我们是从边疆去的，见识很少，当时梁思成的大弟子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总打这么一个比喻说，梁思成当年教他们的时候，就总举这么一个例子，拿出一个汉代的小陶猪，不用看，先去手摸，什么时候你能摸出它的美感了，那你们就可以毕业了。听了这个故事，这颗种子就落在心里了。然后就会发芽、开花、结果，至于结的是野草、野花，我也说不上来。我感觉各种都有吧，野花为多，野果为多，但是还是开花结果了。”
在吹老呱看来，中国的艺术和器物是一个逐渐坠落的过程。他拿起桌上一个商周时代的摆件，“它已经2000多年或者3000多年历史了，它就代表了我们民族出发阶段的生机勃勃。它的简洁、它的力量，我们现在做不出这个东西，缺少了这种气质。”
从六朝到晚唐宋初，七八百年的佛教艺术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佛教雕像。按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受西域传来的宗教信仰的刺激和新技术的启发，中国艺人摆脱了传统礼教的理智束缚，驰骋想象、发挥热力，线条、色彩、形象，无一不飞动奔放，虎虎有生气。从敦煌石壁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时的人“飞”的精神理想，飞腾而动荡。这种灿烂，在中原，因为历代战乱和佛教的衰退而被摧毁消灭，“富丽的壁画极其崇高的境界真是‘如幻梦如泡影’，从衰退萎弱的民族心灵消失了。支持画家意境的是残山剩水、孤花片叶。虽具清超之美而乏磅礴的雄图。”
吹老呱指着桌上的佛像不无遗憾地说，“中国最有力量的时候就是汉代，最丰满动人的唐代，最优雅温润的是宋代。佛像也是，从雕刻来说，也是逐渐坠落的。早期北魏北齐的东西，它的雕刻水准，是从印度、罗马、犍陀罗传过来的东西，他们对艺术和人生的认识是比较高的，雕出来的东西，传到我们这，我们的工匠跟着学。往后，这明代的东西，它线条软了，那个劲儿缺少了。就是你民族的思想力弱了，不去思考，沉迷于酒肉穿肠过，本来酒肉是促进你去思考，结果你没去思考，穿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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