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一个乱世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出一点，每一个霸主都有着统一天下，做天下人的皇帝这样的雄图大志。春秋战国纷乱，东汉末年三国鼎足，南北朝朝代更迭到南北对峙，所有的霸主莫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北魏孝文帝也不例外。他要统一天下，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统治汉化，这个认识其实早在道武帝拓跋珪时就有。
首先，思想上的认识。
要做天下之主，就必须入主中原，而拓跋珪知道要征服中原单靠武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当时中原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一个先进的文化是不可能被一个低级文化用武力就能征服的，唯一的做法就是融入到先进的文化里去。
其次，利益集团的平衡。
但拓跋珪也知道不可能在顷刻间就让直根于草原的诸部落全盘汉化的，草原贵族们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利益。既要接受先进文化，又不能立刻南下中原，事实上伐燕后伤亡过半的魏军也没能力继续南下中原，拓跋珪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兼顾鲜卑与汉族两大集团的利益，迁都平城。
最后，地理位置的考量。
平城在地理位置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军事要塞，战国时就是赵国的重要军事要塞，并且可以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一个分界线。北魏定都平城，就为国家定下了游牧与农耕并举的发展基调，成为后面迁都洛阳，全盘汉化作的一个很好的铺垫。
然后，我们再来看孝文帝的迁都洛阳。
同样，迁都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统一天下，创造一个天下一统的盛世王朝。有了道武帝的铺垫，到了孝文帝时，这个必须要进步，必须要改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为什么呢？
第一，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北魏主体民族有两个，鲜卑族与汉族。到底是要把鲜卑人变成汉人，还是把汉人变成鲜卑人，答案在道武帝时就已经很明显。这其中据说还涉及一个故事。
出自琅玡高门的王肃因得罪齐武帝投奔北方，某天在官衙吟诵《悲平城》，孝文帝七弟彭城王发音有误，赞叹的时候说成了《悲彭城》，被王肃讥笑，最后是彭城王身边的祖莹当即作诗《悲彭城》，才化解了尴尬。这个故事一定程度上看出了中原汉人对游牧文明的鄙视与排斥心理。
孝文帝与道武帝一样，深刻意识到文明的落后。后世的我们都知道，愚昧落后是要被打被淘汰的，孝文帝绝不容许帝国出现那样的局面，所以改革的决心比之道武帝更为坚定。
第二，经济上越来越依赖农业。
上文说了，当初定都平城只是折中之策，推行了游牧与农耕的并重发展政策。北魏在孝文帝之前虽然都以畜牧业为经济支柱，但在定都平城后，还有这中间数十年的不断汉化，农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孝文帝时期的财政收入几乎一半来自农业。
所以，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型已经势在必行。
第三，地理位置造成交通不便。
当初道武帝之所以定都平城，除了它的军事作用，很大的原因是靠近中原，有利于逐渐汉化。这就好比跟别人抢蛋糕，尽管还不能一下子全拿了，但总要先占个最好的位置，机会一到，就能把整个蛋糕端走。
但平城地处恒山以北，山关相雄，气候与地理环境都不利于发展农业，并且北面还有来自柔然帝国的威胁。对于想要摆脱威胁，想要进步，深入到中原文化的孝文帝来说，这个地理已经成了严重的阻碍。所谓不破不立，想要统一天下就必须踏破这层障碍，那样既能摆脱柔然的威胁，又能大力发展农业。
第四，要得到中原高门大族的支持。
孝文帝明白，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光是进入中原是不够的。汉化的目的是要接受融合先进的中原文化，把自己变成正统，而取得高门大族的支持与认同至关重要。
所以，迁都是为了全盘汉化，让自己慢慢变成强大而又正统的政权，是实现天下一统，打造盛世帝国的关键举措。
而改姓元，正是全盘汉化的一个体现。孝文帝全面改革鲜卑旧俗，上到国家政治制度，下到衣食住行，无一不参照中原礼仪制度，最终加速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鲜卑族与汉族大融合，或者说整个鲜卑政权几乎完全汉化。
孝文帝迁都这个举措，研究历史的总存在不少争议，但无论怎样的争议都不能否认它在民族一统方面作出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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