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要说知人善任的有道明君，那可是非常多的，比如周武王、汉高祖、汉武帝等等，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皇帝，他的知人善任要比以上几位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说到唐太宗李世民，就不能不提到房谋杜断以及魏征等人，这些人都是唐太宗时期最为著名的大臣，为贞观之治的盛世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下面将一一为大家介绍。
首先，选人用人以德为先。唐太宗即位之前就知道，一个国家治乱兴亡，不但要有正确的施政方针，更重要的是执行政策方针的人必须贤能。他就曾对房玄龄说：“任官不得贤才，犹如画饼充饥，不能食用”。他对太子李治说：“治国在于进贤退奸，赏善罚恶，不徇私情”。以至于他到后来总结治国之道时，对褚遂良说：“我治国理政，就是要坚持做三件事，一是要借鉴前朝的成败得失；二是要知人善任，选贤用能，共同治理天下；三是不听信谗言，远离奸佞之人”。；李世民为了教育太子李治特意写了一本书叫《帝范》，并在《求贤》篇中写道：“国家的辅弼大臣，必须选用忠良，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实现大治；人才济济，远胜黄金万两”。
比如公元629年，他就曾对杜如晦指出过选人用人存在的问题：只注重言辞华美之人，而不注重了解官员的行为品德，品德不好，为官一任，暴露恶迹，虽然可以绳之以法，但已经使百姓蒙受伤害了。所以，他后来在和魏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针见血的指出：“皇帝任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都来了；任用一个小人，小人们也都跟着来了，所以皇帝用人，一定要谨慎小心。魏征则更详细的为李世民作了补充：“自古以来知人就很难，因此需要对官员进行考核，善恶察明，方便确定升降。现如今想要选贤用能，必须要深入的访察品行，只有考察到德才兼备的人，才能任用。即使这样的人办事不利，也不会对国粗造成大害。如果不小心任用了奸佞小人，能力越强，危险越大。”在后来，魏征给唐太宗的上书中，提出识别大臣的两大类十二条标准，即“六正”、“六邪”，这个标准为唐太宗选贤用能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后世王朝选拔官员提供了标准，为唐朝盛世作出了贡献。
其次，为了知人，唐太宗还发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一次在宰相宴会上，他对王珪说：“听说你很善于辨别奸佞和忠良，那么今天请你对在场的各位大臣作一下品评，并将自己与大家作下比较如何？“王珪随即说道：”操劳国事，孜孜不倦，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出将入相，文武兼备，臣不如李靖；谈吐公允，陈奏详明，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的事务，事情处理的恰当，臣不如戴胄；愿君成为尧舜以，以直言极谏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好善嫉恶这一点，臣和众人相比，还不逊色。太宗很是称道，被评众人也是心服口服“。
唐太宗作为一代名君， 深知知人难，用人更难的道理，因为难就难在将其安置在恰当的位置，更难的是让他们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任用。唐太宗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道理，因此用人更善于取长补短。在《帝范》一书中他对用人就有这样的精辟论断：”明君用人，就像巧匠使用木材，曲的作车轮，直的作车辕，长的作栋梁，短的作房椽。这样，无论长短曲直，都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总结起来就是：愚者取其力，智者取其谋，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这样以来，无论勇怯智愚，都能有恰当的用处。所以能工巧匠没有废弃的木料，明君也不应该有不可任用的人才。“比如唐太宗时期著名的房谋杜断，因为这两个并不善于处理具体繁杂的政务，但是他们却多谋善断，所以唐太宗就扬长避短将其宰相的才能充分的发挥，两人都成了辅助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名相。
再次，举贤不避亲，无所畏忌。唐太宗用人尽量打破地域、门第、民族、亲疏等关系的局限，努力地选拔出对国家社稷有用的人才，可以说真正的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就他经常强调的“明君要博访贤能，广求英才，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他虽然重用他赖以起家的关陇集团的大臣，如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杜淹、杨师道、侯君集等为宰相，也兼用出身山东和江南氏族中的人才为宰相，如房玄龄、王珪、高季辅、褚遂良、岑文本等。朝中文武大臣中有的出身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如里秦叔宝、程咬金等。还有的是他的丐政敌的部下，如刘泊、戴胄、尉迟敬德、魏征、谢叔方等等。另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才也为唐太宗所用，比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等。也有一些人才原来是奴仆出身，比如樊兴、钱九陇、马三宝等等。
在这里要着重的说一下魏征，魏征这个人原来是李密的部下，后来又投靠了太子李建成，在帮助李建成争夺皇位的过程中，魏征成为了唐太宗的阶下囚。唐太宗知道魏征才华出众，从国家大局出发，非常的信任并倚重他，数年间从仇人变成了唐朝了宰相，任期长达十四年。并且在多个场合，唐太宗都赞扬魏征“随时谏诤，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在封建帝王中能做到如此的大肚和放弃前嫌，开明到如此地步也是极为罕见的。
为了能使文人学士、谋臣勇将都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唐太宗在君臣关系中坚持用人不疑、真诚待人的原则。他时常对大臣说：“君臣一体，应该同心协力。如果君臣互相猜忌，不能肝胆相照，那便是国家的一大祸害了。”。他还在《帝范》一书中这样写道；’‘治理国家，要靠君臣的同心同德和通力合作“。就是因为唐太宗这样的任用贤能，不拘一格降人才，冯立才誓死跟随唐太宗。冯立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在李建成被诛杀在玄武门后，他还率部杀进玄武门杀死了李世民的部将敬君弘，并对部下说：”总算对太子有了一丝报答“。然后向李世民自首，李世民听说了冯立的英勇的忠诚之后，对他厚加抚慰，并任命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逢人便说：”我受到如此厚恩，一定以死相报“。后来果然屡立战功，特别是对突厥的战斗中，所向披靡，所获甚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旧唐书》作者曾这样的评价唐太宗用人策略及其效果：他提拔重用的人才不局限于私党，这些被重用的人也都竭尽所能为他效劳。屈突通、尉迟敬德由仇敌变成心腹，马周、刘泊，从疏远到委以重任，成就如此的功绩，都和他知人善任有着深刻的联系。”他指出了“贞观之治”盛世的形成和唐太宗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降人才有着必然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因为唐太宗的知人善人，一大批的能人志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才能，成就着大唐的盛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代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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