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时候，音乐大师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中风，半个身子没法动。医生说：“他也许会这样一直下去，除非有奇迹。”

亨德尔的助手还抱有一丝希望：“亨德尔先生至少还能恢复工作吧？没有创作，对他来说就等于没有生命。”

此时，亨德尔已经是名满天下的音乐家，他创作的歌剧在英国皇家歌剧院里上演、在英国国王面前咏叹、在华丽的花腔和凄婉的歌唱之间切换……

1740年，他在盛名之下深感才思枯竭，他感叹：“上帝啊，我仁慈的上帝呀，你为什么要选择离开我？”

他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弃了，他绝望了，不再相信自我的力量。

然而第二年，他又完成了三部歌剧，震惊音乐界。

他就这样，不断和自我发生战争，有时候胜利，有时候失败，直到死去。

艺术理论和艺术史评论家、作家约翰·伯格在《我们再次相遇》中写道：“到处都有痛苦。而，比痛苦更为持久且尖利伤人的是，到处都有抱有期望的等待。”

作为听者和观者，我们有另一层期待，希望杰出的人总能定期诞生杰出的作品，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也被我们的期待裹挟。

我们自己的期待也常常折磨我们自己。

大二的时候，我想追一个姑娘，写了半宿的情书依然不满意拙劣的文笔。

睡在我很远处床铺上的兄弟爬下来，把一个耳机塞进我的耳朵说，你听听这首歌，看看歌词。

这首歌的名字叫《爱在西元前》。

我把歌词用清晰的字迹抄了下来，像一首诗，魔幻、纷繁、绚烂、凄美……

姑娘第二天看到歌词极为惊艳，答应了我的求爱。

姑娘第三天提出跟我分手，因为此时周杰伦已经名满天下。

我知道了，他曾经躲在幽暗的工作室里写歌，为很多人写过歌。他的好运气伴随着他持续的创造力接踵而来。

他的曲风，他好朋友方文山的歌词极具诱惑力，囊括一切：历史、爱情、威廉古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道、夏天里番茄的清新味道……

那段时间，他的创作力极为旺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极为自律的人，我甚至怀疑他连睡觉之前都会设计好睡姿。

然后，他更加红紫，他出专辑的速度符合我们的期待，虽然作品良莠不齐，但优质者众多。

然后，他作品出现的频率减少，他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去尝试。

虽然20年过去了，他的歌被奉为经典，而经典难以再现。他从来不曾像亨德尔一样与自己搏斗，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而亨德尔的创作历程璀璨如持久的烟花，一直不曾湮灭，直到生命耗尽。

周杰伦说，16年后，依然有很多人听他的《以父之名》。是的，那是我去KTV的必点曲目。全篇贯口，贯到郭德纲都望而生畏。

人，生而自由。自由的人能自由的选择，旁人不该置喙。

上一周写了关于中年人的话题，我在想，岁月到底留给我们什么？我们该如何对抗时间、变老、衰败？

我想，年龄是最简单的标签，我老了，所以我不行了，我跟世界和解了，我跟理想说拜拜了。

因为，我老了。

亨德尔不认老，他坚持创作，留下余音照耀众生。

川端康成也不认老，当他发现自己真的老了的时候选择了自杀。

坚持创作，就不会老。美人迟暮，诗篇不朽。

持续，就是生命力。我常常想，如果乔布斯活着，他还能创造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有人说，即使他活着，智能手机也就那样了。

我同意，但谁知道他会不会重新定义电视、冰箱或者砖头呢？

创造，就是他的生命力。

创造，不是制造，虽然制造能演进成创造。

《日本制造：盛田昭夫的日式经营学》就描述了索尼公司如何从制造变成了创造。二战之后，盛田昭夫刚刚创办了索尼公司，去欧洲游荡。

吃饭的时候，有一位服务员端上一个甜品，上面有一个小的纸伞做装饰。服务员指着伞说：“看，这就是你们日本人制造的，很便宜。”

盛田昭夫大受触动，深感羞辱，他决定改变这一切。

与此同时，松下幸之助从美国巡游回来，他走下机场说的第一句话是：“未来必将是一个设计引领产品的时代。”

此后，索尼推出了了磁带、收音机。这些尚是制造。

有一天，索尼另一位合伙人井深大拎着一台录音机在办公室郁闷的徘徊。盛田昭夫问他：怎么了？

井深大说：“我喜欢随时随地听音乐，坐电车、看书的时候，还不能影响别人。”

盛田昭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需求，他认为，未来的年轻人应该更喜欢私人化的录音机，携带方便，而且很酷。

索尼团队开始研发小型录音机，最终诞生了walkman。到1986年，walkman卖出了5000万台。

他开创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索尼为了捍卫他们的创造力拒绝了代工的需求，面临一系列灾难之后，最终站稳了脚跟。

盛田昭夫有着多重人格。在社交场所里，他八面玲珑与美国名流谈笑风生。

在家里他专制独裁，不容任何人撼动他的权威。

他说：“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学会在水里和陆地上都能生存。”

说回来，创造，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也无法给出标准答案。比如，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是不是一种创造？

美国商业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写出了《说谎者的扑克牌》，我更喜欢的是他另一本著作《大空头》。

他揭露了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如何利用金融工具去牟利，甚至引发了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的底层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好像很多重大事件、现象背后的逻辑都极为简单一样。

次级贷款就是将钱贷款给那些偿还能力不强的人。这不是违背常理吗？并不是。次级贷款的利息更高，用于对冲偿风险。

接着，那些提供次级贷款的公司为了规避风险，再把债权出售。

如果贷款人真的还不起钱，或者大部分人还不起钱的话，灾难就是一连串儿的。

这就是基本逻辑。

我们都明白，这件事来自于人的贪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贪婪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正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让技术得以进步，让财富呈几何数级增长，让物质极大丰富。

资本家是最贪婪的人，为了赚取利润他们不断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客观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贪婪，我们才享受到了过去千年里难以想象的丰富的物质文化。

亚当·斯密说：“无论富人们多么天性自私、怎么贪得无厌，尽管他们的唯一目的是为自己捞取利益，剥削成千上万为他们劳作的工人的劳动果实，但实际结果是富人和穷人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人类不贪婪，也许我们现在还过着茹毛饮血锄禾日当午的生活。

可是贪婪也有另一面，贪婪能刺激人的想象力，他们开始编织各种谎言，只为了赚取更高的利益。美国华尔街上那些腰缠万贯的金融家正体现了贪婪的这一面。

贪婪也是愚蠢的。在贪婪基础上建立的谎言就是沙漠上的大厦，即使曾经绚丽无比，也终有坍塌的那一天。

他们也在创造，创造的是虚妄的谎言。

写作，也有创造和制造之分。

流传一时的文本是炮制的，流传千古的诗篇是创造性的。从制造到创造有一道深深的沟壑，跃迁艰难。

于是，我们想搭建一座桥，竖立在制造和创造之间，我们陪伴你、扶持你、目视你走过去。

他叫故事创造营。

扫码，让你完成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