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郭鹤年与印尼首富林绍良合作，在印尼建立了两家规模在全球都能排名前列的大面粉厂。 与林绍良的合作并不愉快，郭鹤年“常常有被林氏坑骗的感觉”，应该要考虑寻找其他的篮子，来放下更多的鸡蛋。
1973年4月，一个神秘的电话改变了郭鹤年
的生意轨迹。 依约从新加坡的家赶到中国香港宝华大厦，郭鹤年见到了两位华润五丰行（中粮在中国香港的总代理）的高级经理，他们一坐下去就讲，国家现在很紧张，急需30万吨的原糖，需要郭鹤年帮忙采购，同时也要帮忙买进一些期货。 那时候的30万吨，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100万吨。这种行情一出去，原糖的市场价格估计会大涨20%到25%，在期货上也有巨利可图。 郭鹤年当即答应帮忙。当时，他手中并无多少存货。别的国家，除了巴西，也没有什么货。郭鹤年一边派人去巴西，另一边自己去瑞士的日内瓦参加一个糖的国际会议。这是一个大会议，郭鹤年特地报名参加，就是为了在那边天天跑来跑去，让人不会以为是他要在巴西买糖。
会议期间，有个英国商人朋友走来同郭鹤年聊天：“Robert Kuok，你知道吗？最近巴西很奇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日本人，年轻的，有两三个，天天在糖区，出进出进出进”。郭鹤年的心里一跳，英国人的情报这么厉害，但表面上不动声色地说：“是吗？你还有行情要告诉我哦。” 第二天，大会正在演讲。突然间，演讲人说，有国际电话找Robert Kuok，还好他没说是巴西来电。郭鹤年赶去听电话，果然是去巴西的同事，听说他们有一点进展了。郭鹤年说：“你不但要有进展，还要快，这边开始有动作了。否则这个事情就会爆出来。我那边还在做期货，还没做得够。你要快，我也加快，多买一些期货。”去巴西的同事说他听得懂了。 三四天后，巴西的采购合同签了下来，郭鹤年在伦敦、纽约和巴黎的期货市场也都买好了期货。再过几天，全世界都知道了，原糖价格马上上涨。
郭鹤年在这拨期货上，赚了1300万美元。按协议应分给中方的600万美元，存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账户。 要知道，这600万美元对当时的中国意义非凡。这一年的外汇储备是：负8100万美元。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的第一笔商品期货交易，是一次新奇的实践。有趣的是，这一交易被认为“这种利润是剥削国际工人阶级”，经特批后才得以交财政部入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