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生的共和国、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伟大的反侵略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最早见于1950年11月4日发表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该宣言是由我们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及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11个政治团体联合签署的，这种形式在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只此一次。宣言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全中国人民早已集中注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行动以及在中国领土领空领海上的行动”， “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的行动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联合宣言鲜明地指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的性质、斗争的目标和斗争的目的。斗争的性质就是反抗侵略和侵略威胁，斗争的目标就是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外交上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军和美国侵略集团，斗争的目的就是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和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从三八线地区爆发，经历了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的第一阶段，该阶段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志愿军连续进行5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迅速打出了有利的战争局面，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从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27日为第二阶段，该阶段谈谈打打，以打促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志愿军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最终促成停战协定的签订。
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胜利应从多方面考察，从战场看，稳定在三八线，美军和联合国军再也无力将战线往北推进； 从战局看，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从外交看，美国在事实上承认新中国，且新中国国家主权和尊严得以维护；从军队看，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高、作战更成熟。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支援了朝鲜人民，抗击了美国侵略者，保卫了国家安全，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改变地区和世界战略格局都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长期以来，抗美援朝的军费开支是一个未能完全说清的问题。较常见的说法认为：“将抗美援朝战争的花费与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相比，其总量并不算太高。抗美援朝战争的开销只占同期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
陶慕剑的《抗美援朝军费只占当时中国GDP的3.5%》认为：“抗美援朝三年的直接战费为62亿元，另有30亿元的进口苏联武器的外债。1952年、1953年新中国的GDP分别为679亿和824亿，军费分别为58亿和75亿，军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8.52%和9.15%。用线性方法估算，抗美援朝的总军费只是占当时GDP的3.5%左右。”
上述说法，虽援引各种“统计数据”，但与权威史料仍存在不小的冲突。如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提到：“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毛泽东并认为继续打下去，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要用钱。他们（美国）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再如，1951年11月3日，竺可桢至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政务院第109次政务会议，在当天的日记里，竺可桢记下了周恩来关于朝鲜战争军费的报告内容：“午后三点开109次政务会议，在怀仁堂大厅。周总理报告……谓1950年赤字12%，1951年虽是抗美援朝，军费加到52%（抗美31%），但赤字不过14%，本年捐献已收三万万斤（共四万万二千万斤），物价比去年12月增加14.8%。”
参照毛泽东谈话所言，竺可桢所记之周恩来提供的数据——1951年，抗美援朝军费开支，占到全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1%，显然要更加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