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两类爱国者
（前一节“被”“忽略”，无奈，将就着跳跃看吧）话说时势造英雄，身怀武艺和神术等业余特长的农民朱红灯（公元21世纪，江西那位擅长“空中来蛇”、最终暴毙于香港的大师王林可能就得了他的真传）、张德成相继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加上旱情严重，山东一下成了一口热锅，相亲相爱的蝼蚁乡民，正式拉开了相爱相杀的大幕，死伤无数，遍地荒烟。官府很头疼，面对兴起的义和团，巡抚毓贤同志本打算挺他们以抗衡西洋教会，但错综复杂的局势以及他自己混沌不清的脑子，使得他总是羞羞答答，或剿或抚，摇摆反复，自己也慢慢的下不来台了。袁世凯继任后，对义和团的态度毫不暧昧：剿。此前他曾在天津小站主抓“新军”训练工作，正是一身绝技无处用之际。传说他逮到一伙拳民后，搞了一场“特异功能牛逼者选秀”活动，让这些拔尖的代表们站成一排，令两队新军轮番上前举枪练手。可第一队新军并没有在枪膛上弹，扳机扣动后，这批不准备见上帝打算见阎王的热血人士惊愕之余大喜过望，也自以为八大仙显灵而使他们神功附体了！这时候第二排新军上前，一阵枪响，平日里刀枪不入的大神们全部应声倒地。此后团民们落花流水，进而流徙、蔓延到了直隶天子脚下，渐成燎原之势。
拳民们虽然主要来自农村广阔天地，但也领悟到了“城会玩”。他们先是按高人授意，把“义和拳”更名为“义和团”——拳是造反的，团是团练，沐猴而冠的愚民们似乎就能自我感觉为M兵部队了，就算是与朝廷站在一边了；更让人鼓掌击节、大声喝彩的是，义和团居然还“叛变革命”，改弦易辙，把早年“反清复明”的伟大愿景、经营理念（宗旨）变更成了“扶清灭洋”，这旗帜一打，同时喊出诛杀“一龙二虎十三羊”的口号，一时势不可挡，所向披靡。（龙是光绪帝、二虎乃洋务运动巨擘李鸿章和奕劻，十三洋指主张围剿义和团、“跪舔”西方夷狄并支持洋务运动的一众权臣，也有说是指各国使节主要成员的。）
端王夜观天象，掐指一算，喜不自胜地感到“天助我也”，于是在这重要的“历史机遇期”，锲而不舍地向太后鼓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之神功和“扶清灭洋”之大义。就在这纷繁扰攘之际，偏偏太后又接获各国要求她归政光绪的假情报，太后她老人家不生气，耳朵里听着虽然是“神功”和大义，可心里头盘算着的是“民心”可用呢，既然各蛮夷之国这样不尊重我这老太太，也不认可、不支持我们对接班人的政治安排，那我们就引领人民，干他Niang的！
兹事体大，真要干也不是那么简单，原本完全可以乾纲独断的活儿，慈禧偏就来了一次“朝内Min主”，召集御前会议，“共商国是”。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西风甚烈，大清国心里头敞亮之士其实不在少数，干和不干，他们各自“心里都有点那什么数”，可他们同时也都很“醒目”，变成了朝堂之内“沉默的大多数”，不吭气儿。所以《忐忑》的旋律总是在老佛爷脑海里萦绕，挥之不去，不行！非得“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不可，务必揪出站在以她为核心的“人民的对立面”的居心叵测之人以及“潜水”的“腹诽者”。换句话说，就是尔等忠诚爱国之臣，均须参透我正在下一盘大棋的良苦用心，都得端正态度，表明立场。于是乎英明地实行“不同意的举手”的办法，试看不想上我的船的是哪些爱卿。结果，还真有五位同志很有个性，只讲现实，仅谈逻辑，坚决不随大流，不附议，张嘴反对的同时也伸出了自己的脖子，最终被斩杀于京城菜市口——也就在两年前，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也是抛头颅洒热血于此，而且这六人“民愤极大”，沿途及刑场观赏这些“反革命”赴死（还有不少人扔菜叶）的，人山人海，群情激奋，欢呼雀跃。
而这次蒙难的五位，后来则被称为“庚子被祸五大臣”，他们分别是：
兵部尚书（国防部部长）徐用仪；
户部尚书（民政部部长，好像也管财政？）立山；
吏部侍郎（组织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京师大学堂的官学大臣）许景澄；
内阁学士（中央政研室研究员，上岗前通常须先考中进士）联元；
太常寺卿（主抓祭祀和朝廷重大活动的仪仗）袁昶。
我们不妨细议一下这几位国之士人：有人笑他太执着，有人道他看不穿。他们可曾想，两百年前强夺华夏国柄的满洲鞑虏（后来的孙中山如是谓之，也同样是所谓蛮夷外族（其中的立山系蒙古族，联元系满族——大清的“咱赵家人”）。多尔衮的铁蹄践踏九州后，清王朝对“华夏正宗”祭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选择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与“杀身成仁”让天下人纠结，悲愤踌躇，痛楚不堪，所以汉民不乏以死相搏的，但整体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听话”，不得已从后脑勺上逐渐将“猪尾巴”留出，一直拖到屁股上晃来晃去晃了两百年。星云斗转，时移世易，所谓的“忠贞”“仁义”，到这时候就转变成了对血腥屠戮的强盗后人的臣服和忠烈吗？难道孔孟之道的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对胜出的“君王”或当政者的赤诚和披肝沥胆？这岂不是见利而忘义？那么，唐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兄弟喋血，建成败亡，其僚属魏征随即转投李世民并成为一代名相，已有了这“先例”，可方孝孺为何又宁被灭“十族”（九族之外再加一族）却要与夺位的明成祖朱棣“死磕”到底？所谓的“忠贞”“仁义”，在士大夫心中究竟有没有一杆标准秤？五位大臣身首异处、肝脑涂地，忠义爱国自是天地可鉴，但若单论爱国，这国，谭嗣同不爱吗？“递砍刀”者诸如写下《革命军》的邹容和著述了《猛回头》并忧愤、蹈海而死的陈天华不爱吗？纤弱如秋瑾，不爱吗？孙中山不爱吗？说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想：早知生的伟大，死的“冤屈”，当初就不该只读孔孟教科书了，也“翻翻墙”瞄一瞄，或者至少看看魏源的《海国图志》，读一读先后担任过大清国广东巡抚、驻英大使、“汉奸”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差不多就是海外考察旅行日记）一类的“非主流”“闲杂野书”或“悖逆之论”了，这破败不堪的枯朽王朝，任它毁了也罢！
所以，他们的悲壮，终归还是为了免生战事，不意生灵涂炭，矢志不渝地践行士大夫们向来秉持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宝贵精神！他们的清醒意识里未必有现代政治学上“国”和“政”的概念区分，但在潜意识和本源的认知中却把二者区分了，所谓国，是天下万民，即公民的集合体；政，即是当政者、秉权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慷慨赴死，只不过是对“政”的忤逆，而若以爱“国”论，他们的作为才是真忠贞，“戊戌六君子”和真正的革命派又何尝不是如此。你坚持爱你的国，却忤逆了“当局”或当政者，你就会被打为“专Zheng”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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