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走进中科院，在一个绿树掩映的安静小院中，有一座白色的半人雕像。上面写着：郭永怀教授（1909—1968）。

雕像中的郭永怀，头发一丝不乱，目光深邃，面色平静的注视着远方，每一位路过这里的人，都会充满感激的望向郭教授的遗容，向其致以深深的敬意，即使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他依然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并将永远的活下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无双国士。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郭家村。郭家是一个普通农民之家，家境贫寒，郭永怀直到9岁才得以上学。不过凭借自身的过人天分和刻苦努力，他的成绩一直都出类拔萃。

一路的过关斩将，22岁那年，他考进了北京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先生。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北大西迁，跟清华和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郭永怀也随着师生一路跋涉来到昆明，这一路上，日军飞机轰炸不断，很多学生和无辜民众丧生在了空袭之下，而我军则毫无抵抗之力，只能四处躲藏，受尽屈辱。

目睹这一切，郭永怀睚眦俱裂，他发誓要钻研航空技术，为中国造出最先进的飞机，不再任人鱼肉。1938年，中英庚子赔款的第七届公费留学考试开始了，这是绝好的留学学习机会，郭永怀同钱伟长、林家翘等人都参加了考试，由于大家抱有同样的济世救民之念，不约而同都报考的是航天工程专业。录取名额只有一个，报考的却有50多人，最终的考试结果出来了，郭永怀三人分数一模一样，并列第一。

这让所有人犯了难，最终在叶企孙和周培源等人的全力说情下，三位优秀的年轻人一起踏上了出国学习的邮轮。

不过事情没这么简单，几天后，三位刚登船的年轻人就下了船。原来他们被告知船只会在日本横滨停靠，并进行为期三日的参观，还会接受日本政府的签证。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三年，这是对中国人赤裸裸的侮辱，22名中国留学生集体下船，用血性和尊严说了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八个月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发来了留学邀请，郭永怀等人也终于圆了深造学习梦，这一次他选择了应用数学系。1940年，郭永怀踏上出国之路，这一去就是16年。

在多伦多大学，郭永怀仅用了不到半年就获得硕士学位，接着又马不停蹄的准备博士研究方向。年轻气盛的他勇敢地选择了当时空气动力学中最具难度的“跨声速流动研究”，为此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师从有“航空之父”称呼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专门研究空气动力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他还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友和知己，钱学森。

1945年，郭永怀顺利博士毕业，留校任研究员。恰在这时，康奈尔大学开办了一个航天工程研究生院，冯卡门派郭永怀前往康奈尔进行研究教学。

这时的美国，科技研究遥遥领先世界，尤其是为了敦促日本投降而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更是震惊全球，郭永怀心中也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明白，这些年过去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并没有实质进步，多年战乱使得中国的科技差距和世界越拉越大。时不我待，郭永怀更加迫切的想要学到真本领，回国效力。

到康奈尔的第一天，他就不卑不亢的发出声明：我迟早是要回中国的，不要让我从事机密项目的研究！

是金子总会发光，当时人类的飞行史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音障壁垒。简单来说就是当飞行器的速度接近音速时，就会产生剧烈的阻力，导致飞行器猛烈摇晃，甚至操作失灵。不少科学家甚至悲观的认为，这一难题永远无法攻克。

然而郭永怀并不信邪，要做就做最高端的研究，他为自己选择了攻克音障壁垒这样一个超高难度课题。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成功地发明出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为音障壁垒的破解钻开了至关重要的第一个孔。钱学森兴奋的将这种计算方法命名为“PLK法”，其中的K代表的就是郭永怀。

随着一项项研究成果的发布，郭永怀声望日隆，在美国拥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科研条件。

1949年，新中国横空出世。远在美国的郭永怀等人激情澎湃，他们一心向往祖国，日夜期盼能够早日回到五星红旗之下，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早在1947年，钱伟长和周培源等人就已经绕道欧洲归国。郭永怀也开始积极地寻找机会，可是钱伟长等人归国后的表现让美国看到了这些中国科研人员的巨大能量，因此加紧了对还滞留美国的科学家们的管控。

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归国请求屡屡被拒，还总有移民局的人找各种理由对他们进行调查甚至搜查。郭永怀满心悲愤，但是也无可奈何，只能静待时机。

1954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双方关系迎来新的转机。美国解除了中国科学家的归国禁令。钱学森和赵忠尧等重量级大师们迫不及待提交了归国申请，美国人只能不情不愿的盖章同意。然而这时郭永怀刚答应大师兄主持一个科研项目，尽管归国心切，但是重情重义的他也只能选择再等待一年。

1956年，归国后已经担任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给郭永怀来了封信，信中对其归国的盼望跃然纸上。而这时的郭永怀，也已经在筹备归国相关事宜。

郭永怀要走的消息被同事和朋友得知，很多人前来相劝，在美国做研究，条件优越，待遇丰厚，子女还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什么要回那个一穷二白的国度呢？对于这些充满“善意”的劝告，郭永怀只是一笑置之，他是有话说，但不是在此时。

归国前夕，大师兄西尔斯为他举行了送别晚餐会，宴会上，一向沉默寡言的郭永怀做了一件震撼了所有人的大事，他当着来客的面，将全部研究手稿，一页一页的扔进了火里。这些无比珍贵的手稿画作黑色的粉末，随风飘散。周围传来一片惋惜之声。

郭永怀神情淡定，当最后一页纸烧尽后，他坚定的对众人说道：家国贫瘠，这是当儿子的无能，是我辈的耻辱！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建设祖国的河山。

看到他那坚定的神情，众人这才打消了劝阻的念头。

坐在归国的轮船上，美国移民局的人果然再次出现，他们搜走了同行其他科学家的宝贵手稿，只有郭永怀有先见之明，手稿虽然烧掉，但是研究成果早已经深深的刻进了脑海中，谁也无法留下了。

归国后不久，在钱学森力荐下，郭永怀担任了中科院力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一头扎进了新的工作岗位。两人一人抓规划，一人抓落实，带领着中国力学研究向着世界先进水平迅速靠拢。

时间是紧迫的，近代的中国落后世界的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了，只能全力追赶。这些日子里，郭永怀放弃了一切娱乐生活，从美国带回的两箱新唱片被他捐给广电台，辛辛苦苦收集的两大本邮票也送给了邮局，最爱的摄影也不再碰，没日没夜的投入到了工作中。

一次工体举办乒乓球赛，看了一半郭永怀匆匆离去，别人很奇怪问他是不是比赛不精彩，郭永怀回答：中国队打的太好了，为国争了光，我也要赶紧继续研究了，争取也为国争光添彩。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新中国很是险恶，美国多次拿出核武器进行威胁。伟人拍案而起，愤然指示：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搞出原子弹！

国家成立了专门负责两弹研究的九院，钱伟长是总设计师，他找来了郭永怀。听到钱伟长的来意，郭永怀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九院分三个部，分别为总体部，理论部和实验部。郭永怀出任了总体部部长，另外两个则由彭恒武和王淦昌负责。

来到了青海实验基地，郭永怀又一次的开始了与时间赛跑，他明白，核武器的研制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在青海的日子里，他从来只睡钢丝床，因为一翻身就会疼，这样不会睡死。为了加快进度，他甚至亲自搅拌火药，让同事们惊出一身冷汗，也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受到了紧迫感。

终于在所有人的不懈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引爆。庆功会上，为人兴奋的大手一挥：原子弹有了，氢弹还会远么？

短暂的庆祝过后，所有人又回到了工作岗位，继续夜以继日的展开氢弹的研究工作。郭永怀更拼了，年过半百的他一天比一天苍老，头发开始花白，尤其是后脑部分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辛苦研究，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数据，对整个氢弹研制工作至关重要，他急不可待的要回京汇报。当听说兰州晚上有一架飞往北京的飞机后，他乘车赶往兰州。到达时天色已晚，身边人劝他夜间飞行不安全，但是郭永怀执意要飞，时间是生命，他不愿意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

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郭永怀的生命永远的定格在了这一天，飞机出了事故坠毁。在北京机场的400米的空中失去平衡，歪歪斜斜的坠落在1公里外的玉米地里。大火冲天而起，照亮了半个机场。

当人们赶到时，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尸体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中的一具后脑处还有没有烧焦的少许花白头发。

卫兵们费尽全力将尸体分开，露出了夹在中间完好无损的一叠氢弹研究资料。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有人自发的跪倒，为这个遭天妒的英才，苍天无眼，但是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给予了这个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国士最高的礼遇。

20日后，他被追认为烈士；
1988年，中科院落成他的汉白玉雕像；
1999年，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
2018年，一个小行星用他的名字永久命名；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没有忘记，永远怀念着这个中国人民的赤诚之子，我们也将永远的怀念下去，子子孙孙，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