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战的翁同龢，主和的李鸿章，谁该为甲午战争负责？|光绪|水师|甲午战争|翁同龢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西方国家称：Sino-Japanese War/第一次中日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这是一场影响了中日两国命运走向的国运之战，失败的清政府也失去了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通过洋务运动聚拢起来的那点人心一下又被打散了。而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的胜利，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并逐渐将中国一步步甩在身后。

这个历史事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至今仍令我们争论不休。

主战派的翁同龢与主和派的李鸿章。

翁同龢，当过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晚清著名政治人物，也是清流派代表人物。

翁同龢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入军机，成为帝党骨干和军机重臣，号称“两朝帝师，十载枢臣”。他最为后人争议的表现，也就是在此期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

日本因地理条件的局限性，一直将“开疆拓土”作为其开拓生存空间的基本方针，从唐朝和明朝两次染指朝鲜半岛就可以看出，对于开拓远东的利益早就摩拳擦掌，这是它想要扩张的必须一步。要想向远东扩张，朝鲜就是它想要进入远东必须的一块跳板。

19世纪60年代末，同样被西方炮火敲开国门的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开始了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行，使得日本国力不断提升，逐渐有了挑战当时东亚霸主大清国的想法和资本。

这与中国利益直接冲突，为了争夺亚洲霸主的位置，中日迟早必有一战。

翁同龢和清流派，是甲午时坚决的主战派。

从历史上看，在唐朝和明朝，中国都曾派兵挫败过日本向东亚扩张的野心，阻止它向东亚大陆扩张。

那么到了清朝，实力对比又如何呢。

从军事实力来看，在开战之前的1894年，曾经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已不复当年之强大，总吨位已经被日本联合舰队超过，日本军舰都是近几年下水的新舰，北洋水师从1888年正式成立以来，可谓“出道即巅峰”，此后再也没有下水过新的军舰，实力此消彼长，战前的联合舰队已超过了北洋水师。

除了定镇二舰在吨位、防御和火炮口径上占明显优势外，北洋水师其他军舰，在吨位和航速上都已落后于日本海军。

更悲哀的是，北洋水师的火力已然落后一个时代。日本大量装备速射炮，北洋却仅有寥寥数门。

雪上加霜的是，北洋水师的弹药大多是实心穿甲弹，即使命中也产生不了多大杀伤力。

海军虽然不再领先，实力差距还不算太大，真正有差距的是陆军。甲午时期的清朝陆军，装备并不差，甚至领先于日本陆军，但在理念、制度等方面和日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他们本质上是手持先进武器的一支旧式军队，而日军已经完成了近代化改革。

以上中日实力的对比，其实大多也是战后总结出来的。战争之前，除了真正了解军队底细的李鸿章等人外，满朝上下，包括慈禧、光绪和众多清流主战派，他们眼中当时中日实力对比是中国强，中国海军世界第6位，日本海军世界11位，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6倍之多，中国人口数是日本国民的8倍。总之，就是对自身力量的盲目自信，如礼部侍郎志锐、翰林院编修曾广均等，他们认为“中国可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

清流派连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都搞不清楚，哪里来的勇气一味主战？

理论上看，翁同龢等人主战，是基于对于自身实力认识不足，也不能说完全错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清流派主战，是中国文人的历史传统，很多时候根本不考虑双方实力，而是所谓的“气节”，纯粹就是为博名声而鼓吹战争。毕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斗者形象更为高大，但这于国于民真的好吗？

典型的例子，明末的时候，内外交困的崇祯皇帝就有意同后金谈判议和，以便腾出手集中解决内部问题，就是被当时所谓清流派以“有失国体”为名强烈反对，导致后来大明被两线作战活活拖死了。

打铁还需自身硬。《孙子兵法》告诉我们，胜利是需要等待的，等到我们有足够的胜算时，再去打才能胜。战争不是以弱胜强，而是以强胜弱。如果自己弱，要么等待自己强大，要么等待敌人犯错。战争要计算成本和收益，如果能不打仗就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打？

凭着一股劲地宣扬战争，是对士兵、对政府、对国家的不负责。

诚然，喊口号给老百姓和皇帝看，这样显得很忠心、很爱国，会受到爱戴。

另外很多人也把翁同龢李鸿章之间的私人恩怨放大来看，认为翁同龢故意打压李鸿章和北洋海军，导致甲午战争失败，这种看法对翁同龢是不公正的。虽然清流派大多“空谈误国”，但是翁同龢作为清流派的领袖，个人道德品质还是没有问题的，在关乎国运的问题上还是能分清主次的。

开战之后，中国屡败。翁同龢奉旨到天津见李鸿章，时为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初二日。据其日记，先慰勉，后严责，李鸿章惶恐不已，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奉天兵实不足恃，我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另据胡思敬《国闻备乘》，二人之间，还有一段激烈争执。翁同龢问及战事，李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语”，反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答：“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为之语塞，回京以后，再也不敢言战。

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翁同龢确实曾经拒绝过李鸿章的拨款请求，但那是1890年事，1889年光绪大婚，花费550万两白银，之后的1890年，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洪水，黄河决口，各地赈灾申请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作为清政府户部尚书，在国家遭遇较大的自然灾害，为了平衡政府收支，去做一些调整无可厚非，并且翁同龢的建议是暂停购买新舰，北洋水师的日常开支并未受影响。而之后的李鸿章也没有再提出购舰申请，对于翁同龢“事诚急，何不复请？”的反问，李鸿章答复是，为了避免被政府猜疑！所以说翁同龢打压北洋水师的说法并成立。

正所谓“奈何洋务不争气何必尽责翁同龢”，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全部归于翁同龢和清流派们头上，既不公正，也不客观。

而对避战求和的李鸿章，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也是卖国贼的形象。

李鸿章在整个甲午战争中表现得都很消极，一直在等待列强调停战争，而不是积极迎战。清军在朝鲜不断向后撤军，海军也极力得避免日本舰队，这些消极抵抗政策最终导致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也是损失惨重。不得不说，作为晚清三杰之一的李鸿章要负一定责任，他在战争中的一些错误举措影响了战争结果，当然也不能完全把甲午战争失败得罪责怪在李鸿章头上，他消极迎战也是有原因的。

为何手握重兵的李鸿章不敢打？

作为坚决的主战派，光绪皇帝战前曾经询问李鸿章战备情况，李鸿章回奏如下：

北洋现有镇远、定远铁甲两艘，济远、致远、靖远、轻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两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系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如战舰所配员弁，机轮、枪炮各有专司。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动，战舰过少。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镇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两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于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渐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

这封奏章中，李鸿章向光绪皇帝列出了他的全部家底，也向光绪皇帝说明了海军战舰不足，陆军兵力分配捉襟见肘的问题。按说当时的清朝总兵力号称百万，为何会出现以淮军一军之力对抗日本全国之兵，导致兵力不足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淮军是清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其他的八旗绿营兵，战斗力已经沦落的维持地方治安都困难的地步，另外清政府长期存在的派系之争，导致在甲午战争中，除了北洋水师和淮军外，其他清军都是一旁冷眼旁观的态度，不仅如此，淮军和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基本上也是各打各的，根本没有什么配合可言，甚至是北洋水师内部，先是本土军官排挤走了英国教官琅威理，之后“闽系”和“非闽系”将领也相互不服，提督丁汝昌和管带邓世昌刘步蟾之间矛盾重重。

甲午战争中，南洋水师广丙号临时借调到北洋水师，后被日军俘获，南洋水师事后竟然问日本索要，理由是广丙号是南洋水师的舰船和北洋无关！也就是说在地方看来甲午战争根本就不是是什么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