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
——《江城子·曲》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
——《浣溪沙·端午》
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
——《青玉案·送伯固归吴中》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洞仙歌·冰肌玉骨》
皆言东坡豪放，殊不知其婉约词更是别有风味。读过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的《苏轼研究》，其中一篇论文题为《苏轼的人生思想和文化性格》。王先生将苏轼一生的性格特点概括为狂、旷、谐、适四个字。
四字中“狂”与“旷”相互涵摄，体现在东坡一生的学识及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上；“谐”则着重言其乐观率真的一面。将一些生活琐事付之于玩笑，作品中亦能体现风趣之妙；而“适”更是苏轼毕生追求的精神境界，甚或也是中国士人普遍向往的文化性格。表现在淡泊清空、宁静简远等生活及审美情趣上。
另有一文是同辛弃疾对比，王水照先生的结论是：稼轩乃真豪，而东坡的特质，于豪之外更多了“旷”……
起初系统地了解苏轼，是通过阅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而在这之前，我也仅是单纯地喜欢东坡诗词。钱钟书先生有句名言：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似乎很有道理，但许多人不知道，这只是先生为婉拒一位想要登门拜访的美国女读者的诙谐之词，是为化解麻烦而已。并且其重点在于“认识”二字，即现实中的互相结识。
相反，喜欢某作家的作品，不见得非要认识这个作家，但了解却很必要。如若不了解鲁迅，不熟悉写作背景，你就会以为《狂人日记》是描写“被害妄想症”患者精神状态的；会以为《秋夜》不过是篇写景抒情的散文；也会以为《伤逝》仅写了爱情……
鸡蛋虽也美味，但你不觉得鸡汤更香更好喝吗？
喜爱东坡诗词文章，又想简单领略他传奇的人生经历，这部由王水照及其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刚联袂撰写的《苏轼诗词文选评》，当为您的不二之选。
了解作家的一生有很多种方法。针对历史人物，我们可以根据史料所载的事迹，还原其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同时还可根据作品，了解他的生平经历，以及对待特定事件的观点态度等。
此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将两者结合。既书写评述重大事件，又分析同期代表作品，拟了解作家创作时的心态。
全书共分八个章节，每章又细分为两部分。前半部按照时间线索，交代苏轼此时所处人生阶段和重大事件，后半部选取重要作品进行评述。
而作品赏评部分，便是此书又一处与众不同。一般而言，我们是从文学角度欣赏诗词文章，至多简单交代一下写作背景。但此书的重点并非于此，而是深入探究作品背后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甚或某些作品中反映出作家微妙的个性特质，很可能是苏轼自己未曾察觉、于不经意间流露的。
例如写西湖的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表面看是说西湖无论晴、雨，都各有一番胜景。但若仅停留于此，那便是一般的泛泛而谈了。书中评说的重点在于“变化”二字，即我们可以于诗中读出作者对“变化”的心领神会。自然、社会、生活际遇的变化皆可浓缩于此。
如其另一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切都是偶然，瞬息万变；甚或延伸到人生之无常——“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其实，导言中对本书观点及主旨早有清晰交代：
相比概括创作经验，揭示艺术特征等“文学史”的标准，真正走进苏轼的人生，领略他的内心世界，感其所感，思其所思，那才是一件更有兴味的事。
苏轼一生，写作2700多首诗，350多首词及4800多篇文章，且精品居多，堪称文学史上的奇迹。
而这本小书，结合作家生平经历，精选东坡文学70几篇，更是极具代表性。清人王文浩将苏轼一生创作划分为八个时期。本书八个章节，亦大致符合此分期规则。透过作品及背景介绍，我们完全可以快速系统地领略苏东坡传奇的一生。
“文坛千古两谪仙”，所指即为李白和苏轼。相对于李白，我更偏爱苏轼，因为他“接地气”。从作品角度分析，李白空无依傍，将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苏轼则倾向于对人生际遇的感悟和人生哲理的思索。
同写庐山，李白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苏轼则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此可见一斑。
都说东坡豁达，而初贬黄州时，寄居定慧院，他也曾“拣尽寒枝不肯栖”，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欲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寻求精神解脱。
总体上说，东坡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避讳生命中的挫败与低谷。并且无论身陷多么艰难的境地，他总能在短时间内坦然面对现实，欣然接受挑战。继而调整心态，寻求化解。
贬谪领海，他从歌女柔奴处悟得“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道理；最后由儋州遇赦北还之际，他说：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从黄州时期的“有恨无人省”、“长恨此身非我有”，到此时的“不恨”。作为常人，我实难想象，此间的苏东坡，该是走过了如何波澜壮阔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作者对于“乌台诗案”的研究和见解。朱刚教授认为，乌台诗案是一场文字狱，但算不得冤案。道理在于案中所涉“讥讽”新法之事实有。
应该说这是比较客观的观点。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不同时期于细节处虽有变化或矛盾，但总体上是反对的。文人作诗有感而发、不平则鸣，反映在作品中自然不足为奇。
另一方面，以往对于乌台诗案的研究，多有非黑即白之弊。认为致使苏轼入罪者皆为奸佞，其实亦不尽然。政治立场不同，站在历史的围墙外，说句“各为其主”的话，也不为不当。
换个角度，每有旧党得势之时，对于新党势力的打压，亦何尝不是如此？那么熟为好人？熟又为坏人？到是东坡自己曾有言：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临终前，他还在感慨“一生未遇坏人”。足见东坡胸襟，实非吾辈之所及，怎能不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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