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治年间，上海一对正在喜结连理的新人在婚礼现场被官差带走，随后新郎被判发配新疆，新娘也被官配他人，至此下落不明。一对苦命鸳鸯天各一方，他们是谁？又因何吃了官司遭此厄运？
这就是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月楼案。
杨月楼何许人也？今天的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不过在清末那个时代，杨月楼就是京剧界“巨星”，在当时的京剧圈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杨月楼幼年时期曾随父亲在京城的街头杂耍卖艺，后来，成为徽剧演员张二奎的入室弟子，开始接触到京剧。自幼练就的杂耍手艺使得杨月楼的体质和柔韧性非常好，这也让他在学习武生时如鱼得水，加之杨月楼身材魁梧，长相俊朗，在技艺方面，他武功娴熟，嗓音洪亮，属于长相和才华兼具的著名演员。同时他也是另一位京剧泰斗谭鑫培的拜把子兄弟。
放在当今社会，属于如同天王巨星般的顶级流量明星，一时间圈粉无数，京城达官显贵都是他的戏迷，甚至慈禧太后也是他的“粉丝”，被慈禧钦点为内廷供奉，成了当时最红的戏子之一。
同治年间，上海的京剧业发展很快，待遇颇高。京剧文化在上海的社会各阶层普遍流行。因此许多名角南下到上海闯荡。同治十一年（1872年），当红京剧武生杨月楼到上海献艺，杨月楼作为当时最红的京剧艺人之一，在京、沪一带极为有名，素有“金桂何如丹桂优， 佳人个个徽勾留。 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的说法。金桂园和丹桂园作为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两大戏院，为了争抢杨月楼，甚至到了对薄公堂的地步。杨月楼入驻金桂园后，金桂园的风头更是盖过了丹桂园，金桂园吸引佳人之秘诀，原来都是为了"贪看杨月楼"。
并不是说上海人多爱好京剧，更多的是为了去看杨月楼，特别是杨月楼的女人缘特好，杨月楼也以北方男子的英武阳刚之气博得的众多沪上女子的倾慕。杨月楼能够让红粉佳人施以青眼，还要感谢上海独具的开放性，须知，当时北京的戏院还不许妇女到公开的戏院里去看戏，而上海则不然。
《申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有生动描述，“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纷至沓来，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就因为除了一般观众，还有女性观众的额外拥趸，杨月楼在上海戏曲界独擅胜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偏偏是这种女人缘给杨月楼带来了麻烦，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一代名伶的婚姻风波上演了。
《申报》全程关注了这场风波，其中一篇文章曰《记杨月楼事》，简要介绍了风波的起因：一位粤商的女儿名阿宝因观杨月楼演戏，慕其才艺，遂“作书函，并年庚贴，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后由粤女之母王氏作主，经媒妁说和，遂订婚嫁。但当迎娶之时，粤商族党以平民嫁“贱民”，有辱门楣乡风，遂群起阻拦，并以杨月楼涉嫌“诱拐”诉之于官府。“夫妻方行合卺礼，县差与巡捕至，扭月楼夫妇”，送至县署，被亦属粤籍的县令以诱拐论处，将杨月楼和该女等分别施刑严责，“敲打其（月楼）胫骨百五，批掌女嘴二百”，收监候判。
一名在上海经商的广东籍富商之女叫韦阿宝，刚刚十七岁，情窦初开的韦阿宝在接连看了杨月楼三天的演出后，对台上英俊潇洒的杨月楼心生爱意。接受过西洋教育的韦阿宝，也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回家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是个比较保守且心思缜密的人，他不认为仅见过几面的女人能对自己爱得死去活来，于是，他选择了避之不见。
被杨月楼拒绝后，韦阿宝竟整日消沉，没过多久便患上相思病卧床不起。由于，韦阿宝的父亲常年在外经商，爱女心切的母亲便替女儿做了主，派人将来龙去脉告知杨月楼，希望他能早日与爱女定下媒妁之约。杨月楼从来者口中得知此女的痴情，于是，亲自登门拜访，与韦家人写下婚书准备择日完婚。
然而，韦阿宝的叔叔听说这件事后，认为杨月楼乃一介戏子，配不上自己的侄女，竟单方面地撕毁婚约。之后，韦阿宝的母亲为了女儿的心病，悄悄见了杨月楼，为了女儿的性命，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法律，于是又与杨月楼商量，让其按照上海民间旧俗进行抢亲。结果，韦阿宝倒是被杨月楼给抢到了，可却被韦女叔父和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拐盗罪告到了官府。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杨月楼和韦阿宝在大喜之日被收监入狱。红挂彩的新人被押往县衙，顿时在街头引起了轰动，在得知新郎是名极一时的杨月楼后，上海更是直接炸了锅，一时间随从观者如云。
男女谈婚论嫁，而且还有媒妁之言，居然还会引起"族党"闹事，官方也不惜强力介入，棒打鸳鸯，这种当代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当日情势而言，却并不缺乏法理根据。
”“良贱不婚”是杨月楼案的重大命题。在封建社会的不平等落后观念之下，演员被归于“贱民”，区别于士农工商等“良人”。按照这种观念，杨月楼归于“贱民”，而韦阿宝归于“良人”。双方之间的婚嫁隔着一道法律的藩篱。《大清律例 · 户律 · 婚姻》中对违反“良贱不婚”的惩罚规定是：“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做。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
但是清朝在雍正时期，就已经明确废除了贱籍，所以，在此案的审理中，初审定的罪名是“诱拐”，而不是多数人认为的“良贱不婚”相关律法。而根据杨月楼的行为，他们履行了正常婚姻的程序。清律对“诱拐”的惩罚要重得多。《大清律例·刑律·盗贼下·略人略卖人》规定，“凡诱拐妇人、子女，或典卖，或为妻妾子孙者，不分良人奴婢，已卖未卖，但诱取者，被诱之人若不知情，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绞监候，相当于死刑缓期执行。
主持审理此案的是上海知县叶廷眷，而其恰好同为广东香山籍人，因痛恨杨月楼所作所为，故而当堂施以重刑，敲打杨月楼胫骨百五，韦阿宝也因毫无悔意，且言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被掌嘴二百。用刑之后，二人均被收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
等韦阿宝的父亲在十二月回到上海后，受传统礼教影响，觉得此事有辱家风，他声明自己对这桩婚姻并不知情。这样，主动承担责任的母亲韦王氏在忧虑中去世，而韦阿宝的父亲又撇清责任。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文化背景下，审判变得对杨月楼不利了。
此案经过了层层的复核程序。 清朝刑部最终还是以“诱拐”罪对杨月楼进行量刑。 杨月楼被判发配到新疆充军。
原本命运已经定格的杨月楼，不久后又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杨月楼案发后，已经从良的上海名妓沈月春，此前一直倾慕于杨月楼，只是碍于自己的身份，没有表白过，杨月楼一案中，沈月春也是一直上下奔走，在被定为“死案”后，沈月春决定去京城寻找机会。通过一番努力，搭上了大内总管李莲英的线。起先，李莲英并不愿管这件事，当时东宫太后慈安和西宫太后慈禧不平和，李莲英这时候也不想被人抓住什么把柄，所以一直就给拖着没办。
巧的是，酷爱看戏的慈禧太后在不久后观看一出戏时，觉得那个武生表演的不太好，就随口说道："这个武生扮相还可以，就是动作有点不利索，这出戏我看过，还是杨月楼演的最好，对了，这些日子没见着他了，去哪了?"
李莲英这才接着话茬，把杨月楼在上海的遭遇说了一遍，慈禧听后，笑着说道：“自打雍正爷起就废除了贱籍一说，下边这帮奴才怎么还拿这个说事，就算不同意他们结婚，判离就行了嘛，至于发配新疆吗！杨月楼戏唱得这么好，应该回来让他干正事，接着唱戏啊！去传我懿旨，不要把杨月楼发配新疆了，放了他，让他接着唱戏。”
一句话，杨月楼得救了。得救是得救了，但这是慈禧太后特赦杨月楼，并不是说这个案子判的错了，不是翻案，而是你有错我没有惩罚你，所以并没有惩治办理这个案件的官员。
杨月楼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未婚妻韦阿宝的下落，一打听才知道韦阿宝被他爸官配给别人了，至于嫁给谁不知道，下落不明了，找了大半年也没有找到，而暗恋杨月楼的沈月春也在事成后出家为尼，两段感情都无疾而终。
经此一事后，杨月楼看破红尘了，他说：“我唱戏是个角，人家都说你是伶界大腕，到哪儿都有人捧，江湖人称“杨老板”，可是我算个什么啊！我什么都不是，在达官贵人眼里，我是贱的不能再贱的人，高兴了拿我当耍猴的逗逗玩玩，不高兴就一脚踢一边去，你说我娶个良家女子都不行，我有什么社会地位！”从此之后就把自己改名叫“杨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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