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渡过了你来我往的运动战，转入了更加残酷的阵地战。与美军相比，志愿军一向擅长穿插和迂回，并没有多少阵地战的经验。而在红军时期，我军在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下，在阵地战中败给了国民党。
与此同时，美军凭借后方强大的工业以及后勤能力，能够向我军阵地投掷数不清的炸弹。而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却难以用同样的手段进行回敬。为了长期固守“三八线”，就必须抵消美军强大的火力，而这也是守住目前战线的唯一手段。
经过无数血的教训，我军终于开发出“坑道战术”，利用朝鲜多山的环境，修建坑道立体防御体系，挖出了无数防炮洞，并蜿蜒的隧道将各洞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坑道中，不仅有常规的射击工事、交通壕、干道、支道，甚至还修建了宿舍、礼堂、食堂等附属设施。数十万志愿军藏入大山之中，美军即使投掷再多的炸药，也不会像之前一样，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据后来统计，我军修建的坑道总长1250公里，各种战壕、交通壕长达6400多公里，比万里长城还长。既然保证了生存问题，下一步就是歼敌了。
由于此时的战场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因此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也改变了战法。他们每天携带大炮和坦克到达我军前沿，发射数百颗炮弹便打卡下班。我军虽然愤怒，却也无可奈何。
在以往，我军顾虑到敌军强大的火力优势，一般不允许轻易反击。这是因为如果贸然反击，便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就可能招来更多的炮火。而在坑道体系修建完成以前，战士们很难在敌人的炮火下幸存。
而敌人见我军不反击，也愈发嚣张起来。因此，美军兵在打完每天定额的炮弹后，便会在阵地上开“茶话会”，当着我军的面大嚼罐头，躺着地上晒太阳，或拿着啤酒唠嗑。性格更狂放一点的，甚至会当着我军的面，脱掉裤子在阵地上拉屎拉尿，已显示敌军对我军的蔑视。
而实际上，我军阵地距离敌军不过4、500米，有时更是只有100米，“连敌人眼睛是什么颜色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那么嚣张，我军却无法反击，实在是令人窝火。
1952年5月，守卫黄鸡山阵地的志愿军战士发现敌军士兵又“如约而至”。而这一次，敌军打着“米字旗”，很显然是美国的狗腿子——英国人。像往常一样，英国人对我军进行了狂轰滥炸。随后，他们又向以往一样开起了茶话会。
然而可悲的是，这群英国人却碰到一个硬钉子——40军某连的副连长——徐世祯。徐世祯脾气火爆，哪能容忍英国人如此羞辱。于是他拿着一杆连发步枪，也不顾什么战争纪律，偷偷地摸到敌军跟前。随后他连发数枪，7个英国人应声倒地。
由于在以往，“联合国军”在我军面前撒野，从来没有遇到抵抗。而徐世祯的突然袭击，让英国人惊慌失措，赶紧乘车逃出了徐世祯的射程范围。其后，敌军果然对徐世祯的隐蔽处进行了报复性炮击。但是我军士兵早早地躲进了坑道中，毫发无损。
有了徐世祯的经验，我军上级立即取消了“不得随意开火”的禁令，而是鼓励士兵们用手中的步枪教训那些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同时，志愿军总部还专门组织特等射手，在与敌军接壤的阵地上四处游弋，寻找“射冷枪”的机会。
在当时，自动武器已经普遍装备了部队。因此在很多人看来，作为半自动武器的步枪已经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志愿军总部却认为“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说法。而在后来的战斗中，我军的特等射手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我军各部纷纷组织射击小组，均为部队里的精锐射手。射击小组大约有12~14人。到了战场上，又分为四个小组，组成交叉火力。根据训练的要求，射手们在发现敌人后，必须在5秒内开火。要做到一颗子弹打死一个敌人。打完后，必须立即转移，赶紧躲进防炮洞，毕竟敌人必然会用重炮进行报复。
有读者或许会问，如何统计杀伤数呢？如何保证士兵们不弄虚作假？对此，志愿军总部也有所规定。在射击小组中，有专门的统计员跟随。按照规定，如果敌人被撂倒后，15分钟爬不起来，那就算是死；能被人架着走，便算是受伤；如果敌人中弹后还能跑，那便不算战果。
于是，特级射手们化整为零，到处在阵地袭击落单的敌军。在38线200多公里的战线上，活跃着无数射击小组，让敌人防不胜防。
有时候敌人只是去上个厕所，便被不知从哪射来的子弹打死。有时候，只是稍稍露个头，看看前方的情况，结果被一枪爆头……这样的战例简直不胜枚举。而我军的射手也越大越机灵，甚至敌军射来炮弹，也不急着跑。
例如苏友松小组在射杀敌人后，便会判断敌人发射炮弹意欲何为。有时候，敌人开火确实是为了进行报复。但在某些情况下，却是为了掩护为战友收尸的士兵。因此，射击小组便会转移到侧翼，袭击那些背着裹尸袋的美国大兵。因此光苏友松一人，便打死了41个美国兵。
在所有特级射手中，战绩最辉煌的要数二十四军的张桃芳。而他，也是世界狙击手排行榜上，能排到前列的王牌狙击手。与外国狙击手不同，张桃芳十分厌恶瞄准镜，就喜欢用准星进行射击。在战场上，张桃芳可以用“杀敌成瘾”来形容。他可以一天到晚地趴在隐蔽处，饭都可以不吃。在上甘岭战役中，张桃芳用250多发子弹，打死了70多个敌人。
二十四军军长听说自己的部队出了个王牌枪手，前后死在他手中的美国兵已经超过100人，说什么也不信。于是他竟跑到阵地前，亲自担任张桃芳的射击观察员。
到了战场上，张桃芳和皮定均摸到了阵地前沿。而此时，两人发现有两个美国兵正不知因什么原因扭打在一起。于是张桃芳对军长说：“看我给他们劝劝架。”随后“呯”的一枪杀死了其中一个敌人。另一个敌人见战友毙命，吓得一骨碌滚下山坡。皮定均一看，算是服了，于是他对张桃芳说：
“好样的，你到狙击手训练队再学几招吧！”
最终，张桃芳在朝鲜战场一共打死了214个敌人，并在战后被评为一级英雄。
除了“冷枪”以外，我军还打“冷炮”。对于距离较远的敌方单位，我军用各种口径的火炮进行轰击。与“冷枪”一样，“冷炮”也是打一炮换个地方。敌人的坦克、地堡深受其害，却又找不出什么好办法。
到了后来，我军的狙击战术继续升级，开始“枪炮结合”。首先，“冷炮手”带着相对便于携带的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在1000~1500米的范围内对敌军地堡等坚固工事进行奇袭。等敌人惊慌失措，逃出防御工事时。“冷枪手”便已经摸到500米的范围内，对敌人进行下一轮的“收割”。
到了后来，“冷枪冷炮”已经成了全军上下的“娱乐运动”。到后来，甚至被称为“冷枪冷炮运动”。老战士打，新战士打。一些后勤人员，比如炊事员都会拿起步枪过瘾。有一个名叫庞子龙的士兵，以前他专门给前线送饭。后来他在冷枪冷炮运动中练成了王牌射手，三个月内竟打死了54个敌人。
美军和其他盟国士兵，成了我军练习枪法的“活靶子”。而美军呢？被我军的神射手们打成了神经衰弱。无奈之下，往日最娇贵的美军，也不得不挥舞着洋镐，开始像中国人一样修筑工事。修好工事后，他们便在工事里从早躲到晚。如果想要上厕所，便只好用空罐头解决，搞得工事里臭气熏天。有时候，敌人会在黄昏时间出来透透风。而摸清这个规律的我军射手，则会守株待兔，到处猎杀敌人。
从1952年5月到9月，我军的“冷枪冷炮”战术，竟打死了1.4万名敌人。美军指挥范弗利特将军甚至有些恍惚：“我是不是回到了一战时的战壕战。”因此，美军的士气每况愈下，反战情绪越来越激烈，战争也逐渐到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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