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0年9月，全球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已达2700多万人，死亡超90万人。在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还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感染和死亡，实在不可思议。
好在中国率先研发出了疫苗。
9月5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由中国自行研发的三款新冠灭活疫苗亮相，标志着人类不仅能战胜新冠病毒，还可以做到预防，降低被被感染的可能。
中国率先研发出新冠病毒疫苗，让我们惊喜，却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中国本就是世界上最先使用疫苗的国家。也就是说，疫苗起源于中国。
古代中国人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发现患病后痊愈者往往不会再得同样的病。于是，他们用物理方法（研磨、捣碎等）对死亡病患的脏器组织进行处理，制成最原始的“疫苗”，类似于我们经常听到的“以毒攻毒”。
不过，这种疫苗可能会引发患者的不良反应，也存在散播病毒，制造新疫源的风险。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从晋朝对狂犬病的防治方法。
葛洪（公元284~364），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他在《肘后方》中对防治狂犬病就有较详细的记载，如“治卒有猘[zhì]犬（即狂犬、疯狗）凡所咬毒方”，“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用狂犬的脑浆涂抹被咬处，被咬者不会发作狂犬病。
如果说这种方法还比较简单、原始，那人痘接种则是我国在疫情防治上的一大进步。
当天花病毒在我国肆虐时，医家按照对抗狂犬病的做法，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治疗天花。史料记载，世界上最早人痘接种成功的案例发生在我国宋代，直到17世纪才逐渐普及。1727年，清代医生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中写道：
“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近日溧阳人窃而为之者亦不少。当日异传之家，今日尚留苗种，必须三金，方得一丹苗，买苗后一家因以获利。”
从他的叙述中看出，当时一个疫苗需要三金，虽然贵，但却可全家免疫，还是划算的。
早期人痘接种，用的是天花痊愈者身上结的痂，叫“时苗”。这种“时苗”有很大传染性，无法保证被接种者的生命安全，所谓“苗顺者十无一死，苗凶者十只八存”。于是，人们又发明了“熟苗”之法。
所谓“熟苗”，指用“时苗”接种后长出来的痘作为种苗，连续接种七代，种苗毒性已汰尽，再把七代接种的种苗给健康人使用，安全性就大大增加。
清代名医张琰擅长种痘术，曾接种近万人。他在《种痘新书》中记载道：
“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
成功率相当高了。
这种方法传到国外，被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高度称赞，他说：
“我听说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样的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18世纪初，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欧洲，使欧洲天花患者死亡率大为降低。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人痘接种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牛痘接种法，比人痘更安全更简便。此后，牛痘接种术逐渐取代人痘接种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推广使用。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宣布，天花被消灭，天花病毒在世界上不再存在，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还保存着病毒样本。
天花能成为人类唯一消灭的传染病，中国人功不可没。
1881年，“微生物学之父”法国人巴斯德——牛奶上的巴氏消毒法的发明人，改进了减轻病原微生物毒性的方法。1882年，他发现狂犬病病原体存活于病犬的唾液及神经系统中，从而研制成功病毒灭活疫苗，帮助被狂犬咬伤者获得了狂犬病的免疫力。按照巴斯德的方法，科学家们又研制成功了若干种其他传染病的疫苗，使人类健康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
全球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医学家埃米尔·冯·贝林经过300多次试验，最终证明，把曾经感染过破伤风杆菌而仍然存活的动物血清注射给刚感染破伤风杆菌的动物，可以预防破伤风的发作。这虽然与中国古代医生的思维模式一样，但注射血清免疫，无疑是人类医学的一大进步。
循着这个思路，1891年，贝林研制成功白喉抗毒素，挽救了成千上万个病儿，将该病的死亡率由当时的48%下降到13%。
此后，被认为是绝症的肺结核，疫苗在1921年研制成功；导致全球数十万人发病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也在1955年由美国医生索尔克研制成功。
今天，中国古代“以毒攻毒”的人痘接种法，已经被先进的医学免疫技术所取代，但中国古代医学先驱的这种思维模式，为人类战胜顽疾打下了基础。
如今，我国又率先研制成功新冠病毒疫苗，虽然有人很不舒服，质疑，抹黑， 法新社甚至直接打出了“中国首次炫耀新冠病毒疫苗”的标题。但正像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的生物安全专家陈薇说的那样，专利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的，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用看别人脸色。
是啊，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谈不上什么炫耀不炫耀的，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不用花高价钱从别人手里买，也不用像嫉妒邻家小孩穿了新衣裳那样，冷嘲热讽，酸味十足。
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底气！截至2020年9月，全球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已达2700多万人，死亡超90万人。在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还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感染和死亡，实在不可思议。
好在中国率先研发出了疫苗。
9月5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由中国自行研发的三款新冠灭活疫苗亮相，标志着人类不仅能战胜新冠病毒，还可以做到预防，降低被被感染的可能。
中国率先研发出新冠病毒疫苗，让我们惊喜，却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中国本就是世界上最先使用疫苗的国家。也就是说，疫苗起源于中国。
古代中国人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发现患病后痊愈者往往不会再得同样的病。于是，他们用物理方法（研磨、捣碎等）对死亡病患的脏器组织进行处理，制成最原始的“疫苗”，类似于我们经常听到的“以毒攻毒”。
不过，这种疫苗可能会引发患者的不良反应，也存在散播病毒，制造新疫源的风险。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从晋朝对狂犬病的防治方法。
葛洪（公元284~364），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他在《肘后方》中对防治狂犬病就有较详细的记载，如“治卒有猘[zhì]犬（即狂犬、疯狗）凡所咬毒方”，“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用狂犬的脑浆涂抹被咬处，被咬者不会发作狂犬病。
如果说这种方法还比较简单、原始，那人痘接种则是我国在疫情防治上的一大进步。
当天花病毒在我国肆虐时，医家按照对抗狂犬病的做法，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治疗天花。史料记载，世界上最早人痘接种成功的案例发生在我国宋代，直到17世纪才逐渐普及。1727年，清代医生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中写道：“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近日溧阳人窃而为之者亦不少。当日异传之家，今日尚留苗种，必须三金，方得一丹苗，买苗后一家因以获利。”
从他的叙述中看出，当时一个疫苗需要三金，虽然贵，但却可全家免疫，还是划算的。
早期人痘接种，用的是天花痊愈者身上结的痂，叫“时苗”。这种“时苗”有很大传染性，无法保证被接种者的生命安全，所谓“苗顺者十无一死，苗凶者十只八存”。于是，人们又发明了“熟苗”之法。
所谓“熟苗”，指用“时苗”接种后长出来的痘作为种苗，连续接种七代，种苗毒性已汰尽，再把七代接种的种苗给健康人使用，安全性就大大增加。
清代名医张琰擅长种痘术，曾接种近万人。他在《种痘新书》中记载道：“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成功率相当高了。
这种方法传到国外，被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高度称赞，他说，“我听说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样的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18世纪初，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欧洲，使欧洲天花患者死亡率大为降低。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人痘接种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牛痘接种法，比人痘更安全更简便。此后，牛痘接种术逐渐取代人痘接种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推广使用。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宣布，天花被消灭，天花病毒在世界上不再存在，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还保存着病毒样本。
天花能成为人类唯一消灭的传染病，中国人功不可没。
1881年，“微生物学之父”法国人巴斯德——牛奶上的巴氏消毒法的发明人，改进了减轻病原微生物毒性的方法。1882年，他发现狂犬病病原体存活于病犬的唾液及神经系统中，从而研制成功病毒灭活疫苗，帮助被狂犬咬伤者获得了狂犬病的免疫力。按照巴斯德的方法，科学家们又研制成功了若干种其他传染病的疫苗，使人类健康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
全球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医学家埃米尔·冯·贝林经过300多次试验，最终证明，把曾经感染过破伤风杆菌而仍然存活的动物血清注射给刚感染破伤风杆菌的动物，可以预防破伤风的发作。这虽然与中国古代医生的思维模式一样，但注射血清免疫，无疑是人类医学的一大进步。
循着这个思路，1891年，贝林研制成功白喉抗毒素，挽救了成千上万个病儿，将该病的死亡率由当时的48%下降到13%。
此后，被认为是绝症的肺结核，疫苗在1921年研制成功；导致全球数十万人发病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也在1955年由美国医生索尔克研制成功。
今天，中国古代“以毒攻毒”的人痘接种法，已经被先进的医学免疫技术所取代，但中国古代医学先驱的这种思维模式，为人类战胜顽疾打下了基础，功不可没。
如今，我国又率先研制成功新冠病毒疫苗，虽然有人很不舒服，质疑，抹黑， 法新社甚至直接打出了“中国首次炫耀新冠病毒疫苗”的标题。
(法新社标题：中国首次炫耀新冠病毒疫苗)
但正像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的生物安全专家陈薇说的那样，专利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的，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用看别人脸色。
是啊，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谈不上什么炫耀不炫耀的，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不用花高价钱从别人手里买，也不用像嫉妒邻家小孩穿了新衣裳那样，冷嘲热讽，酸味十足。
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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