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人一辈子不能摆脱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税收。
自古以来，税收对于一个国家都是一门“雁过拔毛”的技术活，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要把毛拔下来，又不让大雁叫唤，或者少叫唤。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间，往往是不计后果的把大雁拔成了“葛优”。
在税收方面，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轻税”。孔子和孟子提出“轻徭薄赋”，认为“民贵君轻”，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实行“仁政”。隋文帝时期苏威提出“轻赋役”，明代理学名臣丘浚提出的“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等。
或者说“大灾、大荒、大疫之年，休养生息、涵养水源、轻徭薄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老祖宗们传统的智慧拿到今天一点都不过时，就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论语.颜渊》中，哀公问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歉收，国家备用不足，怎么办呢？”有若回答说：“减免税收，何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呢？”哀公说：“十分抽二，尚且不够用，怎么能去实行十分抽一呢？”有若回答说：“如果百姓富足了，怎么会没有您的呢？如果百姓自己吃的用的都不够，您又如何能得到满足？”
纵观历史上公认的三大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 康雍乾盛世”。这些盛世基本上具备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吏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心所向及持续时间较长等特点。其中铸就这些盛世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
汉朝之前，在税赋应该从轻还是从重的问题上，先秦诸子的看法不尽相同。儒家、道家主张轻徭薄赋，而法家主张收取重税。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韩非就不主张实行轻税制，他提出“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法家的理论就是，高税赋不仅可以壮大国家实力，而且可以倒逼百姓更加勤勉地劳作，避免懒惰和奢侈。
这种理论思想到底对不对呢?
“别看广告，看疗效！”
秦朝以“法”治国，这个“法”就是法家。秦朝建立前通过商鞅变法而使国家强大，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统一财税并加重税率。在秦朝，百姓要承担多种税赋，田租以外还有口赋、算赋、户赋、刍稾等，对其综合税赋情况《汉书·食货志》以“泰半之赋”而形容，“泰半”即一大半的意思，综合税赋率超过60%，要说效果呢？确实立竿见影，使得秦国短时间内就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但是这种涸泽而渔的政策也使得秦二世而亡。兴奋剂的危害对人体和国家都是一样的。
面对战乱所带来的民生凋敝、经济衰退，汉初的皇帝们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赋税从“泰半之赋”减少到“十五税一”，汉文帝更是大幅度降到“三十税一”。大规模减税的结果，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不但人口增加、粮食生产和商业贸易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变得殷实富裕，而且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
税率减轻的结果却没有出现“国弱民穷”的情况，反而使经济得到了繁荣和发展。据《史记》记载，经过“休养生息”，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粮食多到吃不完而腐败，钱也是花不完，导致连串钱的绳子都腐朽断掉了。
隋朝在很多方面都与秦朝很相像：都是在长期分裂后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秦朝之前是550年的春秋战国，隋朝之前是360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同样短命的隋朝在税收方面也和秦朝相似。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颁布律令，规定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服徭役二十天，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
这项税收政策的弊端在于按人口、户数收税，而不是按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实际占有去征收，为避免有人故意不分家以逃税的情况发生，隋朝又颁布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严厉政策，强行确定户数标准和纳税标准并严格监督，通过强化计征手段人为地增加税赋收入。在正常税赋之外，隋朝后来又强征“义仓粮”，规定每户每年向所谓的“义仓”缴纳0.7石粮食。
隋代赋税制度，租、调皆轻于前代。徭役剥削虽规定较轻，并且有了以庸代役的方法，但实际剥削量是很繁重的。隋代的封建剥削，力役仍占首要地位，终隋一代，国家财力始终较盛，民力却早已被榨取耗尽。隋代不是亡于国家穷困，也不是亡于土地兼并，而是亡于滥用民力，这也正好说明了隋代的赋役特点。
唐承隋制，在力役剥削方面规定，每丁每年需要为官府无偿地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两天。唐朝建立后汲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也降低了税赋标准。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李渊制定了全面的以庸代役的政策，每丁每年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之后又规定男丁每年服劳役20天，不仅各项标准大为降低，而且规定所有的征收对象只限男丁。征收绢和绵称为“调”，针对劳役的规定，唐朝以后又加以改进，超过50岁免征，同时规定可以按缴纳3尺绢或3.75尺布代替1天的劳役，这项政策称为“庸”，加上2石的“租”，唐朝的主要税收政策便固定了下来，合称“租庸调制”。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制和隋代租调力役制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确立和制度化。隋代五十岁以上者可以输庸代役，到唐代承担力役的农民已经不受年龄限制，都可以用布帛代替力役。这对于安定农民的生活和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庸的制度化在中国古代赋役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朝前期租庸调制下纳税人的整体税负较轻，“租庸调”三项的产值负担率仅为4.5%左右，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大清建立初期，仍然沿用明朝的一条鞭法，但是由于地主藏匿人口和流民增多，使得土地和人口清查很难得到准确的清查；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和人口增长，丁银已经成为农民一项沉重的负担。为了完善税收制度并从总体上降低税负水平，康熙在位时正式推出了“摊丁入亩”制度。
“摊丁入亩”的主要特点就是“按地征税”，把过去按人、户征收的各种丁税摊入土地中与田赋一同征收，这就解决了税额与负担能力挂钩的问题，更有利于下层百姓。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改革，因为它事实上取消了自西汉以来征收了近2000年的“人头税”。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举意在避免地方官员以各种理由向百姓摊派，使百姓的税赋负担总额可控可预期。
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中国历史上的繁荣盛世，无不是采用让利于民的低税制，而几乎每个王朝的覆灭，都与横征暴敛的高税制有关。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大规模减税、休养生息、还富于民，是经济繁荣的不二法门。
优良的税制一定是轻税的
在经济学界，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B Laffer）知名度颇高。拉弗先生以其“拉弗曲线”而著称于世，并当上了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
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税率高并不等于政府实际税收就高。因为税率太高，人们就被吓跑了，经济活动减少，政府反而收不上税来。只有当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时，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高于最优值时，降低税率后，人们投资再生产的积极性高，生产规模扩大了，政府反倒能够收上更多的税。
2019年6月19日特朗普总统授予经济学家亚瑟·拉弗总统自由勋章，总统自由勋章是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特朗普将其授予拉弗有深刻寓意。
特朗普在授勋仪式上表示，拉弗证明了增长经济和提高政府收入的最佳途径不是提高税率，而是采取强有力的激励措施。特朗普是继里根之后，拉弗曲线的第二个实践者，至少目前看效果很好。
在我国传统的宣传思维中，财政收入的增长是一件大喜事。然而，当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这些税是每个人的血汗钱。在当前这个房价飞涨、物价高企而收入却在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血汗钱对普通老百姓就显得格外重要。
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我们的税收痛苦指数为什么会高居全球第二？为何每年的税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为何“取之于民”的部分民众感受颇深，“用之于民”的部分却十分为模糊？
说个有意思的，“耗子”一名其实源于“雀鼠耗”。古时雀鼠耗分为鼠耗、雀耗，原指仓储粮食被雀鼠所损耗，后专指田赋附加税之一。“雀鼠耗”始于唐代。唐明宗李嗣源以雀鼠啄啮为借口，于田赋正税外每石加征雀鼠耗二升。到后汉隐帝刘承祜时，纳粮一石要加雀鼠耗四斗。老百姓苦不堪言，不敢咒骂皇帝，于是骂老鼠为“耗子”，借以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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