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指大规模爆发的，具有较强传染力的致死性疾病。世界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重大疫情导致人口锐减的案例，14世纪中期，欧洲“黑死病”大规模传播，民众死亡率高达30%，人口急剧下降。1520年，古代最令人恐怖的传染病之一——“天花”在墨西哥大肆传播。短短十年内，墨西哥的人口从2500万锐减到650万，幸存者中也有很多留下麻面或失明的后遗症。
那么，在医疗、科技和卫生条件都落后的古代中国，有没有发生过哪些重大的疫情呢？当时的政府和民间又会如何应对？
古人眼中的洪水猛兽——“瘟疫”
其实，疫情在古代社会是很普遍的，“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对于古人来说，瘟疫是十分可怕的灾难，人们几乎是毫无招架之力。面对疫情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是一样的，一旦患上病基本上就宣告死亡了，极高的死亡率也导致了国家的人口锐减。
瘟疫下的古人
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人们往往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人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所以只要出现大规模传染病导致人死亡，人们就称之为瘟疫。根据史料中对感染者症状的记载，中国古代发生过的比较严重的疫情包括鼠疫、霍乱、天花、痢气等。疫情这种无声的“武器”在古代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有时甚至可以左右历史的走向。
公元前556年秋天，春秋时期的宋国出现了一种怪病，只要是患病者就会出现呼吸困难、神经错乱、浑身痉挛的现象。由于这种症状还出现在了狗的身上，有人推测是狗带来了疫病。于是人们联合起来驱逐这些疯狗，这就是我国历史上首次记载的传染病——狂犬病。
东汉末年，随着皇权衰落军阀割据，连年征战导致社会动荡，流民遍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成为病毒肆虐的温床。汉灵帝一度尝试控制疫情，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奄奄待毙的流民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他们开始寻找精神上的寄托。抓住人们的这个心理，当时的“黄巾”起义军领袖张角开始四处宣扬“符水”可治疫病。
黄巾军起义
所谓“符水”，就是将符纸烧成灰烬置于水碗中。张角向老百姓宣称，喝了“符水”，再加上对“太平道”的虔诚，就可以治愈瘟疫。于是越来越多的难民聚集到他的麾下，张角的势力很快壮大了起来，黄巾军道教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兴起，为后来的“黄巾军”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疫情的应对方法还停留在宗教迷信的阶段。
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役当属曹魏和孙吴之间的赤壁之战，在《三国演义》中，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借来东风，助周公瑾一把大火烧掉了曹操八十三万大军，从而使赤壁之战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可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
“权谴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从这本书中所记载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是曹操先兵败，然后战船才被烧的，并不是《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那样，是因为战船被烧曹操才失败的。
其实在正史的记载中，打败曹操的并不是大火，而是瘟疫。当时北方的曹军来到南方作战，马无藁草，人无暖食，士兵们陆续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加上粮草供给不继。恰逢当地“血吸虫病”横行，营中近一半军士染病，纷纷倒毙，即便未死者也是奄奄一息。医官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是束手无策，曹操这才不得不下令退军。
赤壁之战
张仲景被后世誉为医圣，他倾毕生精力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药学的必读经典。这里的“伤寒”，指的就是建安年间在民间肆虐的一种疫病。张仲景在书中记录下了治疗伤寒的妙方——“清肺排毒汤”，这个药方时至今日仍然被广泛沿用。他还在书中描述了“伤寒”传播时的惨状，他说：自己的家族本来是人数超过两百的大家族，可是死于建安年间的达到三分之二，而罪魁祸首就是当时的“伤寒”病。
经过战乱和瘟疫，国家人口数量开始急剧下降。据统计，东汉时期人口最多时曾达到五千多万，而到了三国末期，却只剩下不到两千万。从当时人口数量上的变化，足可见古代疫情对国家和社会的破坏力之大。
到了明末清初，社会又出现一种新的病——天花。患病者身上会长出可怕的脓状疱疹，所以当时的人称这种病作“出痘”。这导致当时大量军士不是死于沙场，而是在自家军营中莫名其妙地死去。从平民百姓到王公贵族，人人自危，谈之（天花）色变。就连当时的顺治皇帝都要借狩猎之名出城避难，可惜，“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一生受到其叔父多尔衮权力制约的“痴情皇帝”，还是在24岁那年死于养心殿，据历史记载，死因正是“天花”。
古代社会如何防治疫情？
古代社会最早的时候，每当疫情来临时朝廷会派遣军官到各地对所有百姓进行筛查，筛查的方法也是非常落后，就是通过舌苔的颜色来判断是否患病。给感染者和未感染者分别头系不同颜色的布条，同一颜色布条的平民住在同一片区域。对于确诊感染的患者，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朝廷命官，一律进行隔离，并把他们他们穿过的衣服用火烧掉，以避免更多感染。有的病重的人甚至会被和尸体放在一起焚烧，对于防控疫情古人的态度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古人防疫
到了秦朝，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统治者开始用法律来控制传染病。秦朝时专门开辟了疠迁所，用来集中收治所有的麻风病人，疠迁所内男女分住，朝廷会给予一定供养和照顾。
晋朝时还规定官员家中感染者超过三人，该官员就不得入宫，此举有力保障了宫廷内对疫情的预防。公元568年，河南首次出现了把寺院临时作为传染病收容所的现象。在西山寺，僧人们就曾设立病房收养痢疾患者。
南北朝时，朝廷还派遣医师到疫情严重的地区进行救护，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为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民间最早的私立医院开始出现。
到了唐朝，政府开始拨款给老百姓用来防疫，免费分发药品，并安排官员驻守在交通要道上告知大家药方。对于重症而死的人，政府会进行妥善安置，予以埋葬，武则天时期还设立了专员来管理各地的医院。
宋朝“煎水”防疫
而最重视防疫和治疫的莫过于两宋，宋朝人已经意识到煎水可以消灭疾病。所谓“煎水”就是指把水煮开高温杀菌的意思，宋朝人意识到，人类的飞沫和粪便都会传染疾病，因此在杭州城设立了专门的清洁人员负责收理粪便，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城市的清洁卫生。
两宋时朝廷还开设了一些医学教育机构，中央设太医局，地方州县设医学校。平时教授医学，疫情来临时负责安置、隔离和救治病人。据说，第一例天花疫苗的接种也出现在北宋时期。
到了明清，中国古代在疫病研究上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这一时期朝廷和民间的疫病专家们通力合作，研究出版了治疗痘疹、麻风病、疟疾等传染病的医学专著。到了清朝，政府设立查痘章京一职，专门负责防控疫情，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的方法。
李时珍《本草纲目》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自己不同的防控疫情的举措，但大体上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在进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制度的完善，医学知识水平的提高，以及西方医学知识的输入，“疫情”这两个字再也不像洪水猛兽般可怕。近代以来，国家对瘟疫的预防措施不断加强，各地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导致疫情发生的频次不断减少，传染病患者的死亡率也在不断降低。
在医疗水平发达的新时代，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打败“新冠”疫情
庚子鼠年，2019年末，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多家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经诊断，共确诊27例急性肺炎患者，均系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者。该病毒的特点是高传染率和不低的致死率，感染者主要症状表现为发热、乏力，严重者出现呼吸困难甚至休克。“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并呈现出大规模传播的势头。
疫情的暴发引起国家卫建委的高度重视，并迅速出台应对的措施。北京市疾控中心建议居民加强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尽量避免外出聚会。
2月，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以社区或村为单位开始陆续进行交通管制，并普及“戴口罩+出入证+测体温”三合一的社区卫生防范措施。国家财政还拨款兴建13座方舱医院，为全国所有“新冠”确诊患者提供全额免费救治。
“新冠”防控中可爱的医护人员
全国人民上下齐心，众志成城，截至3月16日，全国13个省区市完成确诊病例“清零”，3月底全国进入疫情扫尾阶段。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下，中国在极短时间内，抑制住了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在国内的进一步传播，在防控疫情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得到了世界的敬佩。此次全民抗疫的成功，跟新时代我国医疗术平和医疗设备的发展是离不开的，当然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和医护人员的努力。
结语
通过比较古代和今天人们应对疫情的方法措施，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全面科学、依法防治疫情，是当前和今后取得抗疫胜利的根本保障。只要我们坚持传统与革新并重，充分利用新兴科技，冷静、科学地去应对，“疫情”远没有那么可怕。
参考书目：《三国志》、《明史》、《史记》、《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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