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广东这个地方，毕竟是沿海地区，对外交流频密，历来风气开放。所以近代改变时局的人中，广东至少出了三个。之前一个是生于1814年的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另一个是生于1866年的广东香山人孙中山。这三人的共同之处，便是都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而且也真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留下行迹。
其中，康有为的成长经历与洪秀全的略有相似。 都是久不中举，便对中国的 文化产生了怀疑。 于是都从外国找来寄托，其中洪秀全找到的是拜上帝教。 而康有为则看的更远，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 洪秀全毕竟学历水平更低一点，他们选择的是用砸毁的形式去破坏孔孟的偶像。 所以日后他的起义队伍，最大的缺憾便是，鲜少知识分子的加入。
而康有为，则通过《伪经考》的著述，根本就是宣布全中国的文人一直以来秉承的经典都是不靠谱的。 二人都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人进行了挑衅。 洪秀全的时候，社会尚且不完全开放，所以反击的力量更为激烈，当然农民起义本身就是武斗，一面说天父天兄上帝保佑往前冲吧，一边说礼义廉耻给我顶住。 我们后来感叹，好在洪秀全失败了，不然男女分营，打个手枪还要汇报。
康有为时期，中国确实在一败再败的过程中，此刻大家至少对自己的文化是崇拜不起来了，所以，附和者还是甚多的。 尤其是年轻人，梁启超那样的少年天才也去拜服在这个康南海的门下。 更别说谭嗣同那样的官二代。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正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康有为的一套，还是不看好的。 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不看好，大家都有维新的冲动，愿意去接触，但是一接触，便发现了问题。 这里要说并非困守传统一成不变，而所谓维新的人士倒是杀气腾腾，大有非我党人，大杀无赦之悍然。
所以这里面当然有权变的地方，比如张之洞就劝过康有为，不要再把《伪经考》这类东西拿出来，中国当时，更需要的凝聚人心，而不是做无用的 辩论。康有为气盛，没有接受。日后想来，这也算康有为事业失败的一个。今日许多人，总以为自己把持着最正确的思想，有些连思想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有道义。结果与人辩论，一语不和，便破口大骂。
从洪秀全留下来的诗篇看，他不中举也是必然，因为文笔实在不敢恭维。 而康有为的文笔也存在问题，大致也可以解释这么有才具的人，何至于考几回都考不上，《异辞录》里说，康有为上皇帝万言书，也只有句把话叫人印象深刻。 他和别人交流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几句，什么小变如何大变如何不变如何之类。
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的沟通方式存在极大的问题。 孙中山曾经拜访他，他道，先递门生帖再说。 在见光绪的那天，荣禄曾经和他谈。 清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记录： “康以非变法不可对。 荣相曰： ‘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忿然曰：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却变矣。 ’荣相怒其狂悖，已有必杀之心，即其请训出京时，暗请太后留神，敦请太后训政者，已伏八月初六之祸萌也。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人，这在当时十分分明 ，荣禄的询问无论虚应还是真诚，康有为以“杀人”相对，很难说不是挑衅，或者至少会容易被对方如此理解。
另外一位清人曹孟记录了这一对话之后的事：“……荣相唯唯，循序伏舞。因问皇上视康有为何如人？帝叹息以为能也。已而荣相赴颐和园谒皇太后，时李文忠（李鸿章）放居贤良祠，谢太后赏食物，同被叫入。荣相奏‘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又顾文忠，谓‘鸿章多历事故，宜为皇太后言之’。文忠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太后复叹息，以为‘儿子大了，那里认得娘，汝作总督，凭晓得的做罢’。荣相即退出。”
所以说，没有一直的朋友，但必然是自己找的敌人，康有为当时名满天下，帝国的大佬们还是积极和他结交。张之洞就不说了，李鸿章听说他办强学会。专门派人送钱赞助，结果康有为不要，不要就不要，话说得更难听。日后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李鸿章对于维新人士进行迫害的。但失却如此强大的盟友实在遗憾。有说整个维新期间，李鸿章只上了一个奏章，建议改革一些部门。其实不过奉命文章而已。至于最赏识康有为的翁同龢，更是最后连给皇上递康有为的书也不愿意。总之这个帝国最有实权的人都一一不和康有为来往，即使这些人日后行为谈不上什么掣肘，但实际也做了旁观者，属于眼睁睁看着一场改革事业落水而无动于衷。说起来家国大事，说到底无非私人恩怨之扩展。
所以在中国，这个循规蹈矩的社会里，大家纠结与许多明与暗的规则不可自拔之时，一个无视规则的人，往往就获得了成功机会。就如同今天在人多的地方，眼看着一个人发神经，一般无人制止，反而纷纷躲避。善被善欺，恶人当道。最后一小撮人控制一大群的人的事情便屡见不鲜了。只要有合适的组织。这个话题不要扩伸，不然看明末的东林党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以一个小组织控制大局面的事例。我们要讲的晚清的康党也有如此的功效。后来维新失败，康有为梁启超跑到海外，不但没有被边缘化，相反混的 风生水起。慈禧晚年乃之后的宣统政局，也有康党操作的影子。总结他的经验，无非将他那个过去松散的康党，搞成一个类似黑社会组织的保皇党。以最牛逼的口号，也就是捍卫皇上的名义收华侨的保护费。后来财大气粗，凡事便有了方便！
分析人类，真正理性的时代是罕见的，有人说一个中国人长期呆在日本，时间久了是绝望的。就是因为那种生活一成不变。那些勇敢跑上街头的民众想法被实现了，但那些呆在家里的人们却被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往往被会发出声音的人给轻易代表。就比如一群人去吃饭，最先拿菜单的那个人显然是赢了，这不但是掌握先机的问题，而是，他一发言，其他人便顾虑重重，很难再提出新的看法，哪怕点的这一桌饭，全不合他的口味。
广东近代史出来了三个人，其中孙中山在海外学医，其成长的背景最具备理性和前瞻性。可惜二次革命失败，他检讨失败的结果是，他的这个组织，不够凝聚。至于如何凝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个人崇拜。他要他的部下给他写效忠书。孙和康，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合流了。
最不合理的方式，往往有最直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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